政治家是可以培養出來的，奧洛夫·帕爾梅就是其中的典範。
奧洛夫·帕爾梅，1927年1月30日出生於斯德哥爾摩一個名門望族之家。
1954年，27歲的帕爾梅出任社會民主黨主席、首相埃蘭德的秘書和首相辦公廳首席秘書。這是帕爾梅政治生涯的重要一步。1958年，帕爾梅作為延徹平省議員進入瑞典議會上院，時年30歲，為當時瑞典議會中最年輕的議員。1967年，帕爾梅又被委任為教育和文化大臣，領導了瑞典的教育體製改革，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重大改革。
1969年10月，瑞典社會民主黨召開全國代表大會。42歲的帕爾梅以全票當選為黨的主席，接替年邁的埃蘭德，成為當時歐洲最年輕的首相。這樣，帕爾梅登上了他仕途的頂峰。
推行社會福利製度，是社會民主黨各任首相始終不渝的基本方針。帕爾梅首相在繼續維護“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製度的同時，並根據形勢的變化發展，使之不斷深化和完善。
瑞典的福利製度經過半個世紀的建設，到帕爾梅執政時期，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瑞典，實現了免費教育和近於免費的醫療保障；人均居住麵積已達40多平方米，名列世界前茅；雇員患病時能得到正常工資90％的病假工資；提供給退休雇員的養老金和附加養老金可達在職時的2／3左右；小孩出生後，國家給每個16歲以下的兒童提供統一的免稅補助，父母雙方可以度過共12個月的假期，等等。這種福利模式，成為當今世界的“櫥窗”和“樣板”。
帕爾梅上任後繼續執行其政治恩師埃蘭德的社會經濟和福利政策，以及中立的和平外交政策。當然，帕爾梅並不是一位以守攤來維持政權的社會黨領袖，作為埃蘭德的得意門生，他表現出一種獨特的治國才能。尤其是在維護國內和世界和平方麵，在西方世界獨樹一幟，影響巨大。
這位新首相首先把他的和平信念變為實踐。在60年代就任總理期間，他譴責美國卷入越南戰爭，並給逃避征兵的美國人提供政治避難，引起了瑞美關係長期冷淡。另一方麵，帕爾梅強烈譴責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他甚至把後來的捷克領導人描繪成“獨裁製度的仆從”。並把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政府叫做“該死的劊子手”。
在帕爾梅看來，隻要是采取武力解決爭端，隻要是采用獨裁專製統治國家的手法，都是非民主、非人道的政策，不管他是屬於哪一種意識形態的國家所為，他都大加抨擊。不留情麵。帕爾梅把更多的感情留給了急需支援和幫助的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70年代初，他的政府大大增加了對發展中國家的幫助，在各種國際會議上，他都一再敦促富國更多地考慮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要求。
在以後的三次全國議會大選中，帕爾梅領導的社會民主黨均接連獲勝，繼續組閣。70年代中後期，西方世界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經濟危機，處在北歐的瑞典也受其影響。帕爾梅指望通過大舉外債的辦法來減少世界經濟衰退對瑞典經濟的影響。以維護“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製度。可是這種寅吃卯糧的辦法造成了高額的財政赤字，反倒使瑞典經濟雪上加霜，陷入低穀而不能自拔。再加上他讚成在瑞典建造核電站的態度給反對黨以攻擊的口實，導致了他的黨及他本人的下台。
人們都說，無官一身輕。可對於帕爾梅來講，是一個例外。無論是執政還是在野期間，帕爾梅都忙碌於國際和平事業的活動中。作為社會黨國際的副主席，他領導著該組織的南非問題研究小組，於1977年夏天到該地區進行了實地考察。同年，他成為“獨立的國際發展問題委員會”成員，曾對非洲作實地考察。其出色的表現，使這位社會民主黨領袖榮獲美國加利福尼亞斯坦福大學頒發的傑克遜和平獎。1980年，帕爾梅作為聯合國秘書長的特使數次出訪伊拉克和伊朗，從中斡旋調停。世界上各大報紙頭版對此突出報道。這位瑞典前首相還是“勃蘭特世界發展問題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在他的推動下，建立了非政府組織“裁軍和安全問題委員會”，有人甚至稱之為“帕爾梅委員會”，他出任該委員會主席，為世界的和平與裁軍而奔忙，1982年6月，“帕爾梅委員會”向聯合國大會提交了長達200頁的《共同安全》報告，陳述世界的和平與安全狀況，主張建立一個無戰場核武器地區，反對以摧毀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來“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呼籲各國關注人類的和平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