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時通考》成書乾隆七年(1742)，是清政府組織編纂的。全書分天時、土宜、穀種、功作、勸課、蓄聚、農餘、蠶桑八門，彙集和保存了豐富的資料，但內容沒有什麼創新。
這一時期的綜合性農書中，地方性小農書顯著增多。最著名的有浙江的《沈氏農書》和《補農書》，四川的《三農記》，山東的《農圃便覽》、《農蠶經》，陝西的《農言著實》，山西的《馬首農言》等，不少是出於經營地主之手的實錄性的經驗總結，反映了各地區農業生產和農業技術的發展狀況。
專業性農書也大量湧現。蠶桑類、畜牧獸醫類專著最多，園藝、花卉、種茶、養魚的農書也不少。有的內容很專門，如記載水稻品種的《稻品》，提倡在江南推廣雙季稻的《江南催耕課稻編》，論述新興作物的《煙草譜》、《木棉譜》、《金薯傳習錄》等，種菌、養蜂、放養、柞蠶等都有專書。是人們為解決農業生產新問題，總結新經驗而寫的。還值得提出的是，在人多地少的條件下，人們追求小麵積高產，紛紛進行區種法試驗，於是出現不少以“區田”為名講述區田法的農書，近人把它們收進《區種十種》中。人們總結抗災救荒經驗，又撰寫了一批關於蝗蟲防治和救荒植物的專書。以上兩類農書均為前代所無。
還有一類農書偏重於理論分析，例如明代馬一龍的《農說》》和清代楊屾的《知本提綱》，用陰陽五行的理論解釋農業生產，把傳統農學理論進一步係統化，有相當高的水平。不過，它們還停留在以比較抽象的哲理來闡釋農業生產現象，當時仍缺乏顯微鏡一類科學觀察實驗手段，難以深入探索農業生物內部的奧秘，形成建立在科學實驗基礎上的理論，這就不能不妨礙我國農學以後的進一步發展。
縱觀我國古代農書，在卷帙浩繁、體裁多樣、內容豐富深刻、流傳廣泛久遠等方麵，遠遠超過同時代的西歐。這是我們的祖先給我們也是給全人類留下的寶貴遺產。
農時
從農業的總體來分析，農業技術措施可以區分為兩大部分：一是適應和改善農業生物生長的環境條件，二是提高農業生物自身的生產能力。我國農業精耕細作技術體係包括了這兩個方麵的技術措施。
“食哉唯時”和“勿失農時”
《尚書·舜典》中有一句話，叫“食哉唯時”，意思是解決民食問題的關鍵是把握時令、發展生產。曆代統治者總是把“敬授民時”作為施政的首務。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盡管有諸多分歧，但在主張“勿失其時”、“不違農時”、“使民以時”方麵，卻是少有的一致。
為什麼“時”受到如此的重視?這是因為農業是以自然再生產為基礎的經濟再生產，受自然界氣候的影響至大，表現為明顯的季節性和緊迫的時間性。這一特點，中國古代農業更為突出。中國古代農民和農學家農時意識之強為世所罕見。他們認為從事農業生產首先要知時順天。《呂氏春秋·審時》提出“凡農之道，厚(候)之為寶”的命題，並以當時主要糧食作物為例，詳細說明了莊稼“得時”和“先時”、“後時”的不同生產效果，指出“得時之稼”籽實多、出米率高、品質好，味甘氣章，服之耐饑，有益健康，遠勝於“失時之稼”。西漢《氾勝之書》講旱地耕作栽培原理以“趣(趨)時”為首，明馬一龍《農說》闡發“三才”理論以“知時為上”，等等。作為農時觀念的產物，形成了中國特有的月令體裁農書，特點是根據每月的星象、物候、節氣等安排農事和其他活動。它在中國農書和農學文獻中不但占有相當大的比重，而且是最早出現的一種，如《夏小正》。在其他體裁的農書中，也往往包含類似月令的以時係事的豐富內容。
中國古代農時意識之所以特別強烈，與自然條件的特殊性有關，也和精耕細作傳統的形成有關。
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之一，也是中國農學的第一個搖籃。它地處北溫帶，四季分明，作物多為一年生，樹木多為落葉樹，農作物的萌芽、生長、開花、結實，與氣候的年周期節奏是一致的。在人們尚無法改變自然界大氣候的條件下，農事活動的程序不能不取決於氣候變化的時序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早就成為人們的常識。黃河流域春旱多風，必須在春天解凍後短暫的適耕期內抓緊翻耕並搶栽播種，《管子》書中屢有“春事二十五日”之說，春播期掌握成為農時的關鍵一環。一般作物成熟的秋季往往多雨易澇，收獲不能不抓緊；冬麥收獲的夏季正值高溫逼熟，時有大雨，更是“龍口奪食”。故古人有“收獲如盜寇之至”之說。黃河流域動物的生長和活動規律也深受季節變化製約。如上古畜禽馴化未久，仍保留某些野生時代形成的習性，一般在春天發情交配，古人深明於此，強調畜禽孳乳“不失其時”。大牲畜實行放牧和圈養相結合，一般是春分後出牧，秋分後歸養，形成了製度，也是與自然界牧草的榮枯相適應。
隨著精耕細作技術的發展和多種經營的開展，農時不斷獲得新的意義。如牛耕推廣和旱地“耕、耙、耮”及防旱保墒耕作技術形成後，耕作可以和播種拉開，播種期也有更大的選擇餘地，而播種和耕作最佳時機的掌握也更為細致了，土壤和作物等多種因素均需考慮。如《氾勝之書》提出“種禾無期，因地為時”。北魏《齊民要術》則擬定了各種作物播種的“上時”、“中時”和“下時”。施肥要講“時宜”，排灌也要講“時宜”。如何充分利用可供作物生長的季節和農忙以外的“閑暇”時間，按照自然界的時序巧妙地安排各種生產活動，成為一種很高的技巧。南宋陳訏《農書·六種之宜》說：“種蒔之事，各有攸敘能知時宜，不違先後之敘，則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一歲所資，綿綿相繼。”他認為農業生產是“盜天地之時利”，這種道家的語言出自這位農學家之口，帶有主動攘奪、巧妙利用天時地利的意義。明清一些地方性農書的作者(多為經營地主)，在他們的農事時間表上，農忙幹什麼，農閑幹什麼，晴天幹什麼，雨天幹什麼，都有細致的安排。
物候、星象、節氣
那麼，中國古代人民是如何掌握農時的呢?
這有一個發展過程。對氣候的季節變化，最初人們不是根據對天象的觀測，而是根據自然界生物和非生物對氣候變化的反應(如草木的榮枯、鳥獸的出沒、冰霜的凝消等)所透露的信息去掌握它，作為從事農事活動的依據，這就是物候指時。在中國一些保持或多或少原始農業成分的少數民族中，保留了以物候為農時主要指示器的習慣，有的甚至形成了物候計時體係——物候曆。我國中原地區遠古時代也應經曆過這樣一個階段。相傳黃帝時代的少昊氏“以鳥名官”：玄鳥氏司分(春分、秋分)，趙伯氏司至(夏至、冬至)，青鳥氏司啟(立春、立夏)，丹鳥氏司閉(立秋、立冬)。玄鳥是燕子，大抵春分來秋分去，趙伯是伯勞，大抵夏至來冬至去，青鳥是鴿鵝，大抵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是雞雉，大抵立秋來立冬去。以它們分別命名掌管分、至、啟、閉的官員，說明遠古時確有以候鳥的來去鳴止作為季節標誌的經驗。甲骨文中的“年”字是人負禾的形象，而“禾”字則表現了穀穗下垂的粟的植株，故《說文》講“穀熟為年”。這與古代藏族“以麥熟為歲首”(《舊唐書·吐蕃傳》)、黎族“以藉蕷之熟，以占天文之歲”(《太平寰宇記》)如出一轍，都是物候指時時代留下的痕跡。物候指時雖能比較準確反映氣候的實際變化，但往往年無定時，“月”無定日，同一物候現象在不同地區不同年份出現早晚不一，作為較大範圍的記時體係，顯得過於粗疏和不穩定。於是人們又轉而求助於天象的觀測。據說黃帝時代已開始“曆法日月星辰”(《史記·五帝本紀》)。當時測天活動是很普遍的，其流風餘韻延至三代，顧炎武就有“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的說法。人們在長期觀測中發現，某些恒星在天空中出現的不同方位，與氣候的季節變化規律吻合，如北鬥星座，“鬥柄東向，天下皆春；鬥柄南向、天下皆夏；鬥柄西向，天下皆秋，鬥柄北向，天下皆冬”(《鶡冠子》)，儼然一個天然的大時鍾。有人研究發現，我國遠古時代曾實行過一種“火曆”，就是以“大火(即心宿二)昏見”為歲首，並視“大火”在太空中的不同位置確定季節與農時。但以恒星計時適於較長時段(如年度、季度)，有時觀測也會遇到一定困難；較短時段紀時的標誌則莫若月相變化明顯。於是又逐漸形成了朔望月和回歸年相結合的陰陽合曆。所謂朔望月是以月亮圓缺的周期為一月，所謂回歸年是以地球繞太陽公轉一次為一年。但回歸年與朔望月和日之間均不成整數的倍數，十二個朔望月比一個回歸年少11天左右，故需有大小月和置閏來協調。朔望月雖然便於計時，卻難以反映氣候的變化。於是人們又嚐試把一個太陽年劃分為若幹較小的時段，一則是為了更細致具體地反映氣候的變化，二則也是為了置閏的需要。探索的結果最後確定為二十四節氣。二十四節氣是以土圭實測日晷為依據逐步形成的。不晚於春秋時已出現的分、至、啟、閉是它的八個基點，每兩點間再均勻地劃分三段，分別以相應的氣象和物候現象命名。二十四節氣的係統記載始見於《周髀算經》和《淮南子》。它準確地反映了地球公轉所形成的日地關係，與黃河流域一年中冷暖幹濕的氣候變化十分切合，比以月亮圓缺為依據製定的月份更便於對農事季節的掌握。它是中國農學指時方式的重大創造，至今對農業生產起著指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