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俄羅斯人代會授予葉利欽類似總統的權力，並決定於1991年6月12日舉行俄羅斯總統選舉。葉利欽獲得了重大勝利。
6月12日，葉利欽以57.3％的得票率榮登俄羅斯聯邦首任總統寶座。這時的總統盡管還不是真正國家的意義上的總統，但是這件事本身表明了維係著蘇聯和俄羅斯的國家紐帶，已經變得越來越脆弱。乘此勝機，葉利欽對蘇共和俄共進行了堅決的打擊，簽署了“非黨化”總統令，禁止共產黨在俄羅斯聯邦的政府機關和企業中進行活動。他要清除權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礙。
1991年8月19日，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突然宣布成立緊急狀態委員會，對蘇聯部分地區實施為期6個月的緊急狀態，在此期間，國家全部權力交給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行使。緊急狀態委員會發表的《告蘇聯人民書》中指出戈爾巴喬夫領導的改革已經走入“死胡同”，“蘇聯國家和人民的命運處在極其危險的嚴重時刻”。這就是“傳統派”為挽救國家命運，維護國家統一、維護共產黨地位、維護社會主義製度而采取的轟動一時的行動，即“8·19事件”。
1991年11月16日，葉利欽發布了10項總統令，接管了聯盟中央一係列財政金融部門，剝奪了中央的重要財源。控製了能源的生產和出口，限令約80個聯盟中央的部委解散，並停止向它們提供資金。一周後，他又宣布由俄羅斯中央銀行接管蘇聯的國家銀行對外經濟事務銀行。同日，他下令停止蘇共的活動，撤消在俄羅斯境內的克格勃、內務部以及軍事機構中的政治機構。這樣，葉利欽的地位又有了進一步鞏固。
1992年新年伊始，獨立後的俄羅斯將“休克療法”付諸實施。放開物價後，俄羅斯市場並沒有出現總統向人們的許諾的貨架充實、物價穩定的結果。俄羅斯人看到的仍然是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失業增加、犯罪上升、社會動亂的局畫，人們不僅未能從民主中得到幸福，也未能從市場經濟中獲得實惠。於是，他們走上街頭，向葉利欽及其他們支持的蓋達爾政府表示抗議。這些人中有前共產黨人，前蘇聯軍人，還有新興的民族主義分子，甚至還有昔日葉利欽的忠實擁護者。
1993年3月20日晚，葉利欽向議會投擲了第一把利器。他通過電視台向全國宣布實行總統特別治理。誰知，憲法法院裁決他此舉是違反憲法，最高蘇維埃則決定舉行第九次非常人代會來對付總統實行彈劾。雖然葉利欽在人代會上最終免遭彈劾，但他的總統特別治理卻被否決了。
在獨立後的一年多時間裏，葉利欽采取了一邊倒的親西方政策。他先後出訪了美、英、德、法、意、加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美國的關係上，他與布什簽署了《戴維營宣言》，發表了《華盛頓憲章》，製定了《美俄第二階段削減進攻性戰略核武器條約》，確定了兩國和平夥伴關係雙方保證今後不再把對方作為潛在敵人。在俄英關係上，葉利欽在1992年一年內二訪不列顛。年初，與梅傑簽署了15點聯合聲明，宣布雙方關係開始了“一個新時代”；年末，又同梅傑製定了英俄兩國自1966年以來第一個友好條約——《英俄關係原則條約》。在德國，發布了《俄羅斯德國政治關係基本原則的共同聲明》。在法國用《法蘭西與俄羅斯條約》取代了《法蘇諒解與合作條約》。在意大利，發表了《俄羅斯意大利關係原則聲明l在加拿大，公布了《加拿大和俄羅斯聯邦友好與合作宣言》。
1993年4月，葉利欽批準了《俄羅斯對外政策構想基本條例》。這年11月，他又主持通過了《俄羅斯軍事學說基本原則》，對俄羅斯的外交戰略和政策進行了調整。調整的核心是維護俄羅斯的民族利益，為國內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恢複和鞏固俄羅斯在國際上的大國地位。
葉利欽在把外交重點從西方轉向全方位之後，更加重視與亞太國家特別是亞太鄰國的關係，俄羅斯與韓國、中國、日本、印度等國保持友好合作關係。
為顯示其大國地位。葉利欽及其政府還積極參預國際事務。除上述波黑問題外，俄羅斯還積極參預朝鮮半島核問題的解決。在中東希布倫慘案發生後，俄羅斯迅速作出反應，派出第一副外長、總統特使、外長接連前往中東進行穿梭訪問。分別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以色列領導人會談，希望在中東和解問題上留下俄羅斯的印跡。
縱觀葉利欽的政壇生涯，可以說明他是個敢作敢為，不折不扣地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