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外交曆史1(1)
一、中外文化交流
中外文化交流
位於亞洲大陸東部的中國，隨著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逐漸由近及遠地與別國接觸聯係，進行文化交流。它包括人員的往來，物產的移植，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等風俗習慣的相互影響，思想、宗教、文學、藝術等的傳播。交流的途徑多種多樣，如政府使節、留學學生、宗教、商業與商人、手工工匠等，甚至戰爭與俘虜，也曾為文化交流提供渠道。中國與各國之間文化交流的深度廣度各有不同，彼此所受對方影響深淺及產生的結果，也因國家與時代而異。但中國與各國之間文化交流是曆史的必然，而在與各國交光互影的漫長過程中，總的來看是中外雙方相互受益。
秦代及秦以前，和外國的接觸很少，文化交流今天所知者不多。相傳殷朝滅亡後箕子曾入朝鮮，傳播了中國的文化。統一的秦王朝聲名遠播，古代印度稱中國為秦，至今西方許多國家的語言裏，中國的名稱來源於秦字。漢朝國勢強盛，張騫、班超先後活躍於西域；絲綢之路的開通，使遠在更西的各國與中國的文化交流成為可能。葡萄、石榴、胡麻、苜蓿等植物移植到中國，大宛(位於中亞費爾幹納)的名馬得以引進，黎軒(當時屬羅馬帝國的埃及亞曆山大裏亞)的雜技魔術在漢武帝劉徹(前157～前87)朝廷上表演。中國的絲綢成為羅馬貴族衣著所用的奢侈品，備受珍視。當時西方對中國的稱謂之一即來自絲字。中國的絲、紙和鋼傳入印度。印度的佛教在東漢時通過不同渠道傳入中國。有的學者認為，江蘇孔望山摩崖石刻，是中國最早的佛教石刻。佛教在中國曆經盛衰，延續至今兩千年。朝鮮北部和越南北部，在漢代都已不同程度地濡染了漢文化，奠定了以後與中國進一步交流的基礎。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曆史上的分裂時期。各個政權需要鞏固與發展，海上及陸路交通條件也有改善，這四百年間與外國的文化交流遠較秦漢時期發達，而佛教成為中國與許多外國文化交流的紐帶。佛教在中國南北廣泛傳播，鳩摩羅什、真諦(499～569)等印度、中亞、南亞的僧人來華並譯出許多重要經典。法顯到印度求得經律回國。道安(312～385)用中國目錄學方法，綜理編譯佛教經典，提出初步的譯經理論。隨著佛教的傳播，淵源於印度以至犍陀羅的開鑿石窟、繪製壁畫、雕塑佛像等佛教藝術，自西而東傳入，在新疆、甘肅、山西、河南等地逐漸與中國傳統藝術相溶合，成為中國古代藝術的瑰寶。佛教從中國向東傳入高麗、百濟，由高句麗傳入新羅，又經由百濟傳入日本。在朝鮮、日本流行千餘年的佛教，許多方麵都有中國烙印。大批自稱秦人、漢人後裔的中國人，經過朝鮮移入日本，帶去了農業、手工業生產的各項技術，促進了日本社會經濟的發展。日本、朝鮮、越南長期使用漢文作為記錄工具，而日本這時開始用漢字表達日語的聲音，以後發展成沿用至今的兩套假名。孫吳致力於海外交通，遣使朱應、康泰到扶南(今柬埔寨)。扶南僧人不斷攜帶佛經佛像來到南朝。北朝經陸路與經濟文化繁榮的薩珊朝波斯相聯係，波斯人東來經商，陝西、河南、山西、河北、青海、內蒙古、新疆以及廣東等地，都曾發現不少薩珊錢幣。中國織錦采用了薩珊朝流行的聯珠圈內對禽對獸圖案。波斯商人信仰的祆教，也傳入中國，建立寺廟。據傳波斯僧侶曾用空心竹杖把蠶卵偷運到東羅馬，從此蠶絲業傳入歐洲。朱應、康泰和法顯留下了中國人關於海外國家的最早記錄。
經過政治上的大分裂和各民族的大融合之後，隋和唐又建立起中央集權的統一的王朝。唐太宗李世民不僅對境內諸少數族采取兼容並包政策，成為前代漢族帝王中所未有過的“天可汗”，而且對境外各國采取開放政策，極為有利於中外文化交流。有唐一代和外國在文化上的交流與相互影響，是中國曆史上罕見的，以至於首都長安成為國際性城市。唐朝接受不少外國青年來長安學習，他們回國後傳播唐文化，推動了本國各方麵的發展，如日本的南淵請安、吉備真備(693～775)等。有的學生長期留在中國，出仕朝廷，如日本的晁衡(698～770)、新羅的崔致遠等。留居唐朝的外國人後裔，如印度人後代瞿曇氏一族供職於司天台，大食人李彥升進士及第，四川“土生波斯”李珣以詞人著稱，作品被選入《花間集》，堪稱文化交流的璀璨明珠。來自緬甸的驃國樂舞，來自中亞石國、康國的胡騰舞、胡旋舞、柘枝舞等，都曾在長安表演。唐代僧人所製三十六字母，畫家所用凹凸法，敦煌的壁畫，唐代興起的新文學體裁變文，以及其他許多方麵，都看出印度的影響。印度醫藥著作和醫術，在唐代也頗為流行。唐代中外貿易空前繁榮，橫貫東西的陸上“絲綢之路”以外，海上“絲綢之路”也興起。廣州設有市舶司，不少波斯和大食商人聚集於廣州、泉州和江浙沿海港口，山東沿海一帶則多新羅商人活躍其間。宗教上的交流廣泛而深入，尤其體現唐代對外的開放性。有名的高僧玄奘和義淨到印度和南海諸國求法，翻譯攜回的經典，從事傳播。他們的遊方記錄，成為研究這些國家的重要史料。印度僧人不空(705～774)等傳入密宗，一度頗為興盛，其影響遺留在後來的西藏與蒙古的佛教中。唐以後，佛教開始出現中國化的各種宗派，號稱南朝時傳入而實為中國本土形成的禪宗，也在這時繁榮起來。唐代在長安、洛陽等地有供波斯及中亞商人祈福的襖祠，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等各種不同信仰，也在這一時期先後傳入中國。公元751年，高仙芝在怛邏斯戰役中為大食所敗，唐的戰俘把造紙術傳入撒馬爾罕，以後經由大食傳入歐洲，廣泛流行，對鑒真世界文化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公元770年日本以雕版印刷佛教陀羅尼的作法，當亦源於中國。印刷術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化的又一貢獻。中國的綾錦紡織技術，也於唐代傳入阿拉伯國家。在大食留居十年的杜環，返國後留下了中國人最早關於伊斯蘭教的記錄。
北宋政權的北麵有遼，西北有西夏；南宋則北方先後有金及蒙古，中原與西域的絲綢之路交通不像唐代那樣暢通無阻。但宋代社會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海上貿易興盛，自印度支那半島、南洋群島，遠及阿拉伯半島。廣州、泉州、明州、杭州、揚州等城市設市舶司，對進出口商船檢查抽稅，市舶所入在國庫所占比重很大。南宋偏安，對外貿易的興旺過於北宋。11世紀末，宋人航海已使用水針羅盤，可能不久即為阿拉伯航海家所仿效采用，又傳入歐洲。以後日本製旱針盤，16世紀其法傳進中國。有宋一代製瓷業發達，瓷器繼絲織品之後成為對外貿易交流的主要商品，越南、緬甸、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都曾有許多地方出土過南宋瓷器殘片，印度、波斯灣沿岸，遠至非洲的埃及、索馬裏海岸，也都出土過宋瓷，11世紀埃及工匠還曾仿製中國瓷器。宋代印刷術已大為發達，印本書籍廣泛行銷於使用漢文的日本、朝鮮、越南。北宋時，中國畢昇發明木活字，受其啟發影響，到南宋時，朝鮮開始製造金屬活字。宋朝的銅錢，在日本、印度尼西亞等地流通。海外輸入的貨物，以香料、象牙、犀角、珠寶等為主。日本的木材頗受歡迎。越南的占城稻耐旱易長，在宋代中國由南而北從福建到河南得到推廣。這時番商以大食人為多，他們之中有的久居中國，廣州、泉州、揚州都建有清真寺，泉州還有大食人公墓。宋代有僧人赴印度求法，也有印度僧人來華，但當時所譯經典國內外影響都不大。宋代流行的禪宗與理學，對外發生了重大影響。南宋僧人東流日本，傳播了禪宗，以後在日本興盛起來。程朱理學也於宋代傳入朝鮮，產生了深遠影響。朝鮮還在五代末接受中國科舉製，以選拔官吏。
文峰塔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呈現出新局麵。大蒙古國地跨歐亞，不僅經過中亞通往波斯、阿拉伯各地的陸路交通得到恢複，來往更頻繁，而且範圍更加擴大，向西直達歐洲。聯係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各國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在宋代基礎上更繁榮活躍起來。蒙古國及元朝統治者對於宗教隻求其為大汗降福，采取兼收並蓄政策。教皇為防止蒙古向西侵略，又想聯合蒙古抗擊伊斯蘭勢力，1245～1342年，近一百年中多次派遣教士東來，要求結好，並設教堂布教。1307年，孟特戈維諾被教皇任命為大都及東方總主教，接受其洗禮者達六千人左右。歐洲教士也兼營商業，從事貿易，波斯、阿拉伯以及歐洲的商人更是接踵而來，馬可·波羅一家最為有名。他們大都留下了遊曆記錄，有助於歐洲人了解東方，馬可·波羅的書對以後歐洲人東行探險啟發尤大。中國與波斯、阿拉伯人之間的文化交流，通過伊利汗國廣泛開展。中國的天文曆法、醫藥之學、鈔法及雕版印刷術、驛傳之製，以及算盤，都傳入伊利汗國，有的更向西傳播到歐洲，而印刷術可能在此以前已從其他途徑傳入阿拉伯國家。中國的火藥於13世紀傳進伊斯蘭國家，火藥的主要成分硝，波斯人稱為“中國鹽”，阿拉伯人稱為“中國雪”。西方語言中的茶字譯音，一是從福建方音傳去，另一則由蒙古西傳的北方讀音。西方的天文曆法、數學、醫學知識等，也隨著大批東來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傳進中國，相互起了促進作用。蒙古統治者雖與周邊諸國有過戰爭，但高麗、日本、緬甸、暹國、爪哇等國商船貿易從未中斷。元朝原在七處港口設市舶司，後經裁並，隻留慶元(今浙江寧波)、泉州、廣州三處。中國與高麗之間文士的往來，與日本之間禪僧的往來，都極為頻繁密切。製瓷技術也在此時傳入暹國。中國旅行家周達觀到了柬埔寨，汪大淵泛海直抵非洲東岸，這時關於非洲的知識又勝於宋代。非洲摩洛哥人伊本·拔圖塔到過泉州、廣州。他們的遊記，成為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寶貴史料。
中外文化交流到了明代，就方位而言，東方日本、朝鮮，南方南亞、東南亞諸國，西方遠達西歐國家，或官方，或民間，都有交往，遠遠超過昔日。政治使節、商業貿易、學習、傳教、移民以至戰爭，各種渠道無不起過作用。明代的交流涉及精神文化與物質文化的許多方麵，中外雙方都大有受益。朝鮮、越南長期使用漢字作為記錄和表達的工具，這時開始創製表達本國語言的標記。而他們的標記符號，都是與中國文化交流的結果。朝鮮1446年頒布字母“諺文”，沿用至今。創製者參考了中國音韻之學，創製過程中還曾請教過明朝學者。13、14世紀之交，越南以漢字為素材，運用其造字方式，創造出自己的文字“字喃”，一直沿用到被拉丁字母所代替。同時，朝越兩國仍用漢文修撰史書，漢文文學依舊為兩國文人所喜愛。朝鮮古典文學作品《春香傳》中膾炙人口的譏刺朝貴的四句話，就來自明人詩句。明代中日禪僧往來頻繁，有的僧人充任使節團長。雪舟(1420～1506)入明學畫，遨遊山水，作品取得極高成就。明末朱舜水(1600～1682)東渡，促進了儒學的傳播和水戶學的形成。中日兩國通過頻繁貿易而互相交流的具有各自特色的物品，極為豐富多彩。豐臣秀吉發動的侵朝戰爭，意外地為中朝日三國某些方麵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渠道。南海方麵，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在明代都曾有國王率宮眷朝臣來華，而這些地區又移住了大量中國人，皆前代所未有。鄭和七次率船隊下“西洋”，直抵非洲東岸，更是中外貿易往來與文化交流的盛事。歐洲耶穌會士東來，目的在於傳播天主教，但同時帶來了西方天文曆算等科學知識以及測繪、機械等技術。1620年法國耶穌會士金尼閣(1577～1628)從西歐各國募集的七千餘部西文著作，為中國提供了新的知識來源。利瑪竇在傳授西方科學知識的同時，還向西方初步介紹了中國的儒家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