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各國之間的聯係日益密切，中國與各國的文化交流也不斷進展。清朝政府在鴉片戰爭之前基本上采取鎖國政策，並未能阻擋交流的勢頭。漢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鮮、越南三國與清朝的文人學者之間在文字上的往來與友誼，留下了不少佳話。清朝的醫生、畫家們東渡日本，日本人的漢詩和有關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受到清朝學者稱讚。越南著名文學家阮攸(1765～1820)長於漢詩，他用字喃所著、至今家喻戶曉的長詩《金雲翹傳》淵源於同名的中國小說。大批華僑把中國的種植和手工業技術以及生活習俗等帶到東南亞，在那裏生根開花。《三國演義》等著名古典小說，經華僑傳入泰國，譯成泰語，至今受到泰國人民的廣泛喜愛。東來的傳教士湯若望、南懷仁等，受到清廷重視，以外國人管理欽天監。他們根據科學測算，改訂曆法，傳播天文曆算等科學知識，繼承了明末耶穌會士的交流活動。還有的教士從事繪畫、園林建築等，圓明園是他們融會了法國、意大利及東方園林藝術特征的精心之作，其“萬園之園”之稱，象征著東西文化交流的最高結晶。在歐洲，啟蒙運動者們初步接觸儒家學說，對於孔子倫理道德的主張和重視教育的思想，以及儒家的自然觀和政治理想如大一統及仁君統治，等等，都感到巨大吸引力，極為推崇，並力求為其所用。伏爾泰(1694～1778)曾讚美科舉考試製度。早已為朝鮮、越南所仿效的以考試選拔官吏的方式，18世紀末法國開始采用，以後英國繼之，成為沿襲至今的文官考試製度。物質文化方麵，中國的瓷器、漆器、壁紙等，中國式的園林、家具，都很流行。畫家仿效中國畫的風格與題材，皇室從中國訂購特製圖案的瓷器，“中國風”蔚為風尚，盛極一時。歌德(1749～1832)接觸過極其有限的中國文學作品，便頗為傾倒，說：“他們開始創作的時候，我們的祖先還在樹林裏生活呢”。
鴉片戰爭(1840)至1949年，中國國際地位淪落，與外國的交往也不如過去之自由、平等而廣泛。但由於振興中國的需要，近百年來，中國學習日本及歐美，文化交流不論主動或被動，仍然頗為密切、廣泛而深入，超過以往各個時期。日本明治維新後，中國曾有學習日本的高潮。康有為變法，即以日本為藍本。1905年廢科舉後，全國各地設立學堂，大都聘任日本人任教習，而赴日留學的青年更不計其數。他們通過日本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以及各種社會政治學說，馬克思主義最早就是通過日本刊物得知的。20世紀初中國的先進人物，幾乎都在日本受過教育，回國後在各領域發生很大影響。19世紀中國設立了同文館教授外文，翻譯西書。以後嚴複和林紓(1852～1924)所譯西方社會科學與文學名著風靡一時。西方基督教教士來華，布教之外也傳播西方文化。19世紀時，中國已有少數留學生派往美國，但赴歐美國家留學的高潮，是在進入20世紀以後。留學生學習內容，比以前赴日所學遠為廣泛，政治、經濟、法律和理工、農醫之外，不少人去學文學、哲學、曆史、教育以及繪畫、雕刻、戲劇、音樂等等，從歐美各國全麵吸取西方文化。中國各級學校製度仿效西方，西方教會也在中國創辦各類學校，文化交流滲透社會的許多方麵。五四運動提出“民主“科學”後，歐風美雨鋪天蓋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也日益擴大。若以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與百年前鴉片戰爭前後相比較，思想、宗教、文學、藝術以及衣食住行、婚喪禮俗，等等，幾乎社會一切方麵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無論這些變化有利或不利於中國社會的發展，都是與外國(主要是歐美，先是通過日本，以後則直接)文化交流的結果。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對中國的觀感雖有變化，但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則逐漸深入，對中國藝術的愛好不減當年。這一百年中外文化交流中占主導的，卻始終是中國接受西方的影響。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外文化交流進入了新的階段。
先秦與秦漢外交
中國同古代西方諸文明之間的交通與交流，源遠流長，甚至可追溯到遠古混沌時期。根據考古發掘，在我國遼寧省西部距今5000年的紅山文化遺址中，發現了一種陶製婦女裸體小塑像，其造型與西方稱作“早期的維納斯”類型的塑像頗有相似之處。此外，從中國和西方青銅器時代遺存下來的器物，如獸角刀把頭雙刃劍、環型刀把頭雙刃劍等，也似乎可以看到兩者之間存在著交流的痕跡。這些都提示我們：古代中國與西方諸文明的發展雖各有特色，但從來就不是絕對封閉或孤立的。
從我國古代神話傳說中，也可以尋覓到中西聯係的模糊蹤跡。據《穆天子傳》說，周穆王曾駕著八匹駿馬拉著的馬車西征昆侖，會見了西王母。在瑤池上，周穆王給西王母進酒，西王母作歌，穆王和之。《山海經》上說，西王母居住在玉山。她的模樣像人，卻長著豹尾和虎齒。周穆王的時代，距今已經近3000年了。而那位傳說中半人半獸的西王母，則代表著極遠的西方。對西王母的描述，反映了我國古代人民對遙遠而陌生的西方文明，懷著半是畏懼與好奇、半是欣羨與喜愛的興趣。後世的人們從神話中推測，穆天子所到的地方，可能遠及波斯，甚或印度。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可以給予比較科學的論斷時間，目前大致最早推定在公元前6世紀，即我國春秋、戰國之交。原來，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後，蘇美爾人肇建了兩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兩河流域又稱美索不達米亞(來自希臘文，意為“兩河之間的土地”)，包括今天伊拉克境內的幼發拉底和底格裏斯兩河中下遊地區。此後，那裏曾先後崛起著名的巴比倫王國、亞述帝國和新巴比倫王國。到公元前6世紀時，波斯帝國興起。大流士一世在位時期(前521～前486)，帝國的版圖西起埃及、巴勒斯坦、小亞細亞，東抵中亞乃至印度河流域西北部。在帝國廣袤的疆域內，修築了設有驛站的大道。盛極一時的波斯帝國，將古代希臘和印度等文明同中國的距離大大拉近了。
當時，歐亞草原上散居著許多遊牧部落。波斯帝國的東北邊界和蔥嶺(帕米爾高原)以西塞人遊牧諸部的地區接壤。在古代，希臘史家把散居在東歐、西伯利亞和中亞的北方部落泛稱作斯基泰人；波斯人稱他們為塞迦人，我國則把分布在河西走廊西端到天山南北麓的那一部分稱作塞人。正是塞人，在古代中國同西亞、南亞、北非，直至極西的希臘城邦之間，充當了早期交流的媒介。前蘇聯境內阿爾泰地區巴澤雷克古墓出土的我國精美絲織品和漆器、四山紋銅鏡，都是公元前5至前4世紀的遺物，幾乎在同一曆史時期，希臘巴特儂神廟中的命運女神雕像身著薄得透明的長袍，雅典紅花陶壺上的彩繪入物，也穿著這種細薄的衣衫。從上述情形推斷，當時中國的絲綢已經成為希臘上層社會的寵物。在我國，洛陽古墓中也發掘出來自地中海地區的玻璃製目珠(作裝飾品用)；同時，戰國時期鐵製鎧甲與寫實動物紋圖案的出現，均有外來文化因素的明顯特征可循。無論是中亞、希臘發現的早期中國文物與文化影響，還是中國發現的早期西方文物與文化影響，都是經由中西交通曆史上那條最古老的通道，即斯基泰貿易通道，或稱“草原之路”而彼此進行交流的。
大約在公元前5世紀，波斯的費爾瓦丁神頌辭中就開始把中國稱作“支尼”。印度兩大著名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中，將中國稱作“支那”。“支尼”和“支那”，可能是“秦”字的對音。這是因為，當時我國正處在戰國秦霸西戎的時期，距離西方較近的秦，很自然地作為中國的代表而聲名遠播西方。在古希臘的著作中，則把中國稱作“賽裏斯”(意為“產絲之國”)。公元前416～前398年間在波斯宮廷供職的希臘人克泰夏斯，是見於文字記載的提到“賽裏斯”這個產絲之國的第一人。
到了公元前4世紀下半葉，曆史上著名的亞曆山大東征，摧枯拉朽一般滅掉了波斯帝國，並直抵印度河，建立起一個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亞曆山大的東征，直接把希臘文明帶到中國西部邊陲鄰近的中亞地區，為此後的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的擴展創造了條件。亞曆山大死後，他所建立的帝國迅速瓦解。他的部將們彼此爭戰，各自為政，建立了幾個獨立的王國。其中，塞琉古王國(我國史書稱為條支，其中心地區位於今伊拉克、敘利亞一帶)成為聯係中國、印度、希臘、羅馬等文明的橋梁。亞曆山大另一名部將托勒密，割據在埃及和周邊地區，建立了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為歲馬人所滅。埃及又歸入羅馬帝國的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