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隋唐時期中國經濟文化高度繁榮，亞洲佛教傳播中心已由印度轉移到中國。隨著當時國際文化、經濟的交流，佛教理論也從中國傳播到東方一些鄰國。南北朝時期重要的佛教學者，不少是外國僧人，他們多是來中國傳授佛教的。隋唐時期國際著名學者中，中國人所占比例增大，外國僧人到中國來，多是來向中國人學習佛教的，並把在中國學到的佛教宗派哲學介紹到他們的國家去。在西域及印度，有些散佚的佛經找不到原本，也有從中國的漢譯佛經中轉譯回去的。漢譯佛經與藏譯佛經也經常互相交流。鄰國朝鮮、日本各國也開始有了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唯識宗、禪宗、律宗、淨土宗、密宗等宗派。到過長安的國際僧人，終唐之世，代不乏人。伴隨著佛教的傳播，有關音樂、藝術、建築、雕塑等，也得到國際交流的機會。這雖是佛教思想傳播中的副產品，但對於國際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是應當引起重視的，其影響也相當廣泛。
佛教在隋唐時期發展迅速，信徒眾多。儒、釋、道並稱“三教”。國家重大節日或慶典，招三教講論於殿廷。開始時三教講論多標榜自己的主張而貶低另外兩教的主張，後來則多從互相補充、互相融合的立場，以論證三教的相互為用，不可偏廢。佛教與道教兩個以出家為號召的宗教，在唐代有一段時間互爭高低，李淵父子自稱是老子李耳的後裔，規定在朝覲的排班次序中道士在僧尼之前。武則天天授二年(691)，由於僧人獻《大雲經》，為武後當女皇帝製造輿論，朝廷又規定僧尼排班次序在道士之前。唐睿宗景雲二年(711)，複敕僧道齊行並進，班次排列不分先後，終唐之世，遂成定製。
為了使佛經得到長期保存，隋代僧人靜琬於幽州雲居寺(在今北京房山)仿照儒家石經的先例，雕刻石經，把重要的佛教經典刻在石窟及碑版上。唐、宋、元、明繼續刻製，使這裏成為佛教文物寶庫，也是中國最早的佛經石刻本。除房山數量最多外，尚有山東泰山和徂徠山、山西太原鳳峪、河北響堂山等處。隋唐時期在敦煌、洛陽龍門等地建造石窟寺，造像壁畫藝術精美，為世界文物珍品。敦煌石窟中還保存有手寫重要佛經及其他書籍。敦煌唐人寫經與房山石經是極珍貴的文物，引起全世界學者的重視。
隋唐時期佛教僧眾日漸增多，朝廷製定了管理僧眾的法規。隋開皇十五年(595)政府頒布《眾經法式》作為管理僧尼的依據。唐朝後期，百丈懷海撰有《百丈清規》，是禪宗僧眾首領自己製定的管理規章，後經曆代不斷修訂，成為佛教徒(不限於禪宗)公認的僧規。
佛教經典及注釋在隋唐有了大量的增加，佛教的經典全集稱為《大藏經》(在隋以前稱《一切經》)。北宋開始雕印《大藏經》，曆宋、遼、金、元、明、清各朝。官方或私家不斷雕印，《大藏經》卷數也逐漸增廣。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82年開始編輯《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1984年起陸續出版。全書共收佛書四千餘種，合計兩萬三千餘卷，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收集最全的漢文佛教全集。佛教的目錄學、分類學也趨於完善。經考古發現，隋唐時代已有印刷的佛像，為後來宋代印刷《大藏經》準備了條件。
宋元明清宋元明清各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後期，隨著政治經濟條件的變化，中國佛教從總體上說，逐漸由盛變衰；從形式上看，中國佛教從隋唐時期與道、儒三教鼎立，逐漸走向宋明以後的三教會同，佛教的宗教理論和思想滲透到儒家的倫理綱常內部，佛教的某些思想也被宋明理學所吸收。
北宋時期，除了徽宗、欽宗兩帝外，其餘七帝對佛教均采取扶植、利用的政策。統治者派遣大批僧人西行求法，據佛教史料記載，從太宗即位到太平興國七年(982)，普度僧人17餘萬人。同時創建規模宏偉的譯經院，使中斷170年之久的佛經翻譯工作重新恢複。譯經規模超過唐代，但成就稍遜。從北宋開始出現雕刻佛經，為以後佛經的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以北宋的程顥、程頤和南宋的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大量吸取了佛教華嚴宗、禪宗的思想來豐富自身的內容，認定“理”先天地而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佛教宗派以禪宗為最盛，天台宗、淨土宗、華嚴宗、律宗等也較活躍。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萬人，寺院近四萬所。南宋偏安，由於官方限製佛教的發展，除禪宗、淨土宗外，其他各宗趨於衰微。
元代統治者崇尚佛教，並實行帝師製度，特別崇尚藏傳佛教。對漢地佛教也采取保護政策，禪宗、律宗繼續流行發展。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國有寺院42318座，僧尼213000人。
明太祖朱元璋曾出家當過和尚，對佛教頗有感情。明代諸帝中，多半“與佛有緣”，且“好佛”。因此，明代佛教在日益衰微的總趨勢中有所發展。佛教諸宗中，相對活躍的是禪宗和淨土宗。明萬曆以後，佛教界出現了祩宏(1535～1615)、真可(1543～1603)、德清(1546～1623)、智旭(1599～1655)四大家，他們都是禪教皆通，對內融會禪、教、律學說，使佛教各宗趨向融合；對外融通儒、釋、道三家，儒化佛教，佛化儒道，進而達到“三教同源”。作為宋明理學中明代理學家代表之一的王守仁，受禪宗思想影響很大，提倡“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心明便是天理”，否認心外有理、有事、有物。萬曆年間在佛經雕刻方麵出現了《方冊藏》(又稱《徑山藏》、《嘉興藏》)，初刻於五台山。《方冊藏》的出現，“省梵筴本全文之半，建者、運者、貯者、閱者均稱簡便，於是請藏之風極熾”。
清代前期幾代皇帝重視佛教。康熙年間，對漢地佛教的禁令有所鬆弛，迎請明末隱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師。雍正重視藏傳佛教，但提倡儒佛道異用而同體，提倡佛教各派融合。乾隆時刊行《龍藏》，並編輯《漢滿蒙藏四體合壁大藏全咒》。清末民初，佛教在社會上仍有一定影響，一些佛教宗派和組織又有所抬頭，如清末楊文會、歐陽竟無等在南京創辦金陵刻經處和支那內學院。五四運動後，太虛等人曾通過興辦學校，印刷出版刊物，發起“佛教複興運動”。但西方現代思潮已湧進中國，佛教服務的對象及其社會作用，也與過去有所不同，成為歐亞現代思潮彙合時期的佛教。中國近代一些進步思想家，如康有為、譚嗣同、章炳麟、梁啟超、嚴複等人，都受過佛教的影響。
景教
唐代傳入中國的基督教聶斯脫利派的稱謂。聶斯脫利為東羅馬君士坦丁堡主教，主張基督有神、人“二性二位”，在東羅馬被視為異端，受到迫害。一部分追隨者逃至波斯，得到波斯國王保護，成立獨立教會，與摩尼教、襖教共同形成波斯當時的三大宗教，流行中亞。漢地景教的名稱是教徒自己所取，唐建中二年(781)吐火羅人伊斯出資於長安義寧坊大秦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現存西安市陝西省博物館》，內有“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數語，可能是既取“基督”的諧音，又取光明輝煌的含義。敦煌遺書中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也是景教在中國流傳的寶貴資料。
唐貞觀九年(635)景教僧侶阿羅本將此教傳入中國。十二年，唐太宗李世民詔稱“波斯僧阿羅本，遠將經教來獻上京”，並命令在長安城中義寧坊建寺一所，度僧21人，許其傳教。高宗也加以保護。當時中國人亦稱景教寺為波斯寺。玄宗即位之初，景教頗遭非難，但靠羅含等教士的努力和玄宗的保護，未遭厄運。唐天寶四載(745)玄宗下令改稱為大秦寺。
景教的寺院不僅建於長安，地方府州也有。肅宗即位，在西北地區建立寺院，信奉者不僅是來華的西域人，也有中國人，並有翻譯的經典。如阿羅本時代翻譯的《序聽迷詩所經》、《一神論》等。唐武宗會昌廢佛，景教同被禁止。後來衰微，元代再度傳入，教徒與來自歐洲的天主教教徒並稱為“也裏可溫”。元亡後，再次衰落。
襖教
源出於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約在公元前6世紀，由波斯人瑣羅亞斯德(Zoroaster)創立。《波斯古經》(Avesta)謂世界上有光明與黑暗，兩者為善與惡之源，人宜棄惡就善，應崇拜光明。故敬拜火光及日月星辰。中國古代以其拜火及天，故稱之為火襖，省為襖教，俗稱拜火教。3世紀時，波斯薩珊王朝定此教為國教，遂盛行於中亞。中國南朝梁時及北朝元魏時，始知其教。《魏書·西域傳》謂波斯國俗事火神、天神，《梁書·諸夷傳》亦謂滑國(都拔底延，今阿富汗馬紮裏沙裏夫西)事天神、火神。滑國鄰接波斯，故漸染其俗。其教東傳，當是先經今新疆南部。《北史·西域傳》謂焉耆、高昌都俗事天神，應是由波斯商賈傳來。北魏後期及北齊、北周並有祀胡天的記載。胡天即指襖教的崇拜天神。看來傳入中國的襖教，有了某些變化，如產生了對神像祈禱等現象。又襖教的祭司名為薩甫，北齊鴻臚寺典客署有京邑薩甫、諸州薩甫官名。典客署掌管接待外國使臣及客商，反映當時來華的胡商中有不少襖教徒。
唐代前期及中期，對各種宗教都很尊崇，當時來華經商的胡人極多，故在長安及洛陽均有火襖祠，供每歲胡商祈福。又設薩寶府官，主祠襖神。地方上，特別是河西走廊諸州，也有襖祠。襖教主要是在華的胡人信奉，唐朝禁民祈祭，但也有可能私下傳布。唐武宗會昌(841～846)年間，禁毀佛寺，同時對西方傳來的襖教、景教、摩尼教所謂“三夷教”的祠寺也加禁毀，僧徒並令還俗。襖教在中土受到一次大打擊，會昌以後弛禁，到宋代還有殘存的襖祠。南宋以後，中國典籍上罕見襖祠名稱。
摩尼教
3世紀中葉波斯人摩尼(Mani)所創立的宗教。中國舊譯明教、明尊教、二尊教、末尼教、牟尼教。其教義是糅合波斯原有的瑣羅亞斯德教(即襖教)、印度傳入的佛教及由東羅馬傳入的基督教而成。摩尼教曾不容於波斯，摩尼本人亦被處死。然摩尼雖死，其教向外傳布卻甚為迅速，3～6世紀，已遍及中亞及地中海沿岸各國。
據考證，摩尼教在武則天延載元年(694)由波斯人拂多誕傳入中國。拂多誕所持者為二宗經，“二宗三際”是摩尼教的根本教義。即“光明”與“黑暗”為二宗，三際是“初際”“中際”“後際”三個階段。認為經過三個階段，光明即戰勝黑暗。20世紀70年代以來，學術界傾向於認為遠在拂多誕得到官方承認以前，摩尼教已在中國民間流傳多時。當它傳入中國後，受到佛教的排斥，唐開元二十年(732)唐玄宗李隆基下詔“末摩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宜嚴加禁斷”，隻準許胡人信奉。但它在回鶻，卻受到可汗的尊崇。安史之亂後，回鶻人以助平亂事之故，入居中原的很多，摩尼教倚仗回鶻人的勢力，大大發展。各地多有摩尼教寺院，稱為“大雲光明寺”。清代末期在今蒙古國境發現的《九姓回鶻可汗碑》記載了摩尼教在回鶻可汗大力支持下傳布的情況。此碑又稱摩尼教為“明教”。這個稱號到後來代替了“摩尼教”的原名。唐武宗李炎滅佛，摩尼教也被禁止，此後，摩尼教多在民間秘密傳布，成為農民起義領袖用以組織群眾的工具。五代後梁時，陳州毋乙、董乙的起義和宋代的方臘起義都利用了摩尼教。元朝末年，韓林兒、劉福通的起義以白蓮教號召群眾，有人認為白蓮教就是摩尼教與佛教彌勒派的結合。
20世紀初外國探察者在新疆吐魯番等地發現了缽羅婆語、粟特語、古突厥語、漢語的大量摩尼教經書斷簡，石窟壁畫中亦有摩尼教內容。同時，敦煌文書中也出現了漢文的摩尼教殘經。這些殘經的重新發現，把對摩尼教在中國流傳的研究推向新階段。
伊斯蘭教
7世紀初穆罕默德於阿拉伯半島麥加城創立的一神教。與佛教、基督教並稱為世界三大宗教。中國舊稱回教、清真教或天方教。伊斯蘭一詞，阿拉伯語意為“順從”。該教尊奉安拉(中國穆斯林亦稱真主)為惟一的神，認為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世上一切事物都由安拉安排，人們必須絕對服從安拉的意誌。伊斯蘭教的根本經典《古蘭經》，是立法和行為道德規範的依據。穆罕默德創教不久，因受迫害，於622年動員大批教徒從麥加遷至麥地那，並在那裏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公社(Ummah)。後來穆斯林把這一年作為伊斯蘭教曆元年。632年，穆罕默德完成了創教和統一阿拉伯半島的事業。以後他的繼承人(哈裏發)對外進行征服戰爭，建立了在中國史籍上稱為“大食”的政教合一的伊斯蘭阿拉伯帝國。伊斯蘭教隨之在亞、非、歐廣大地區傳播，成為世界性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