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普”數據的公布，再次將公眾的目光聚焦到城市人口問題，尤其是聚焦到特大城市的人口安全、公共服務、城市管理、社會建設等熱點問題。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點，上海常住人口為2301.92萬人，同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相比，10年共增加661.15萬人，增長40.3%，高於全國增長水平5.8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上海10年的人口增量中，89.5%為外省市流入人口，外來常住人口總量已達897.7萬人，年均增加55.1萬人，均高於北京（44.8萬人）和天津（21.1萬人）的增長水平。
上海外來流動人口的快速增長，一方麵是我國改革開放政策效應的客觀反映；另一方麵也是上海不斷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的具體體現。外來流動人口在為上海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貢獻的同時，也對上海城市管理運行的理念思維、製度模式和科學決策帶來了嚴峻的挑戰。我們必須客觀而又冷靜的看待和分析這一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伴生問題。
一、當前上海流動人口的特征與趨勢
多年來，上海的流動人口在大量遷入遷出的過程中，無論是規模、結構、分布，還是生活狀態、居留意願等都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呈現出了一些規律性的特征。
（一）就近單向流動占據主流
2010年，上海63.3%的外來流動人口來自華東地區，安徽、江蘇（以蘇北為主）、河南位列來源地前三位，這與流入人口大省廣東（以湖南、江西、廣西流入為主）和北京（以河北、河南和山東流入為主）的情況類似，表明人口流動的趨勢依然為就近流動和向發達地區的單向流動為主。
（二）家庭化遷移明顯
根據市人口計生委2006年的抽樣調查數據顯示，至少和一位親屬一起來滬的外來人口所占比例為63.7%，其中84.4%與配偶一起來滬，43.6%帶來了子女。而上海人口計生委2011年的抽樣調查顯示，近年來，上海外來人口的家庭成員規模也在不斷增加，根據推算，上海2005年到2010年，外來人口增加了320萬，其中將近50%來自流動人口家庭成員的自身增長。
（三）法理性沉澱增多
隨著社會流動性的增強，必然帶來婚姻狀況、家庭房產購置情況的變化。2009年上海民政部門辦理國內結婚登記的“兩地婚姻”（夫妻一方為非滬籍）56217對，占國內結婚登記的38.1%。另據抽樣調查顯示，外來流動人口中8.4%的人員在上海購置了房產。這些群體都將成為上海未來長期穩定居住的顯性群體。
（四）福利性流動顯現
隨著國家和上海對流動人口基本公共服務重視程度的不斷提高，上海公共服務設施的完善和服務水平的地區性差異也成為吸引人口流動和長期居住的重要原因。據統計，2009年在上海接受義務教育的外來人員子女為38萬，2010年這一數字已上升到47萬，而且還有不斷增高的趨勢，追隨城市高福利而來的新的流動人口群體已經顯現。
（五）長期居留意願增強
城市相對較多的就業機會、發展機遇，以及城市本身的優勢和上海較為規範的用工環境不斷吸引各層次的外來人員來上海發展，而且長期在上海工作生活的意願也不斷增強。據抽樣調查的數據顯示，來滬人員中打算長期居留的比例為41.8%，學曆越高長期居留意願越明顯，研究生學曆的達到了71%。
（六）相對集中居住的趨勢較為明顯
從數據統計看，2010年上海常住外來人口中，20—34歲的青壯年人口為422萬，占常住外來人口的47%；勞動年齡人口為783萬，占87.3%，主要從事二三產業中的製造加工、建築施工、運輸操作、商業服務、餐飲服務、居民生活服務等。勞動強度較大，勞動技能較低，因此收入相對不高，導致選擇生活成本相對較低的區域居住，集中居住的態勢比較明顯。從麵上看外來常住人口主要集中在浦東、閔行、鬆江、嘉定、寶山等近郊區；從點上看則傾向選擇自然村的村民住房和城區中的舊公房小區，群租現象比較突出。
由此可以看出，隨著國家針對流動人口尤其是農民工各項服務保障政策的完善，以及上海自身的區位優勢和吸引力，未來上海仍將成為我國吸納人口流動的重要區域之一。流動人口中在上海相對長期穩定就業與居住的比例將不斷提高，流動人口的大量積聚也將進一步考量上海社會建設、城市管理和城市發展的智慧。
二、正視上海流動人口服務與管理存在的問題
上海在服務長三角地區，服務全國的同時，也充分利用了全國的有效資源。大量勞動力的湧入填補了上海自身勞動力的不足和斷層，大大改善了上海的常住人口結構，為上海經濟發展、城市建設和社會服務作出了重大貢獻。與此同時，結合國家對流動人口的工作要求、上海未來的發展戰略和城市自身發展的需要，我們必須從宏觀層麵正視當前上海流動人口中存在的一係列問題。
（一）流動人口所產生的問題是必然的也是客觀的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發展也深刻影響社會變遷。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等領域的改革不斷深入，人口流動成為必然的現象。據有關部門統計，當前我國僅農民工就超過了2.2億人，而且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發展，人口的單向流動現象短期內還難以改變。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必然帶來的是公共服務、基礎設施資源的緊張，城市管理和社會治安秩序的變化，以及外來流動人口與本地居民的社會融合等一係列問題。從上海的情況看，由於外來流動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不斷提高，由此在傳統的市民和農民的“二元結構”之外，形成了流動人口和本地居民的“新二元結構”。人口結構差異化帶來的矛盾和問題是必然的和客觀的。縱觀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的城市發展，同樣麵臨著人口大量湧入所產生的相類似矛盾和問題。對此，我們不應簡單地抱怨產生問題的群體，而應該用更積極和主動的心態去應對矛盾，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