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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靈魂及其界限，人的內在經驗的迄今一般地達到的範圍，這些經驗的高度、深度和遠度，全部的迄今的靈魂史和它的還研究不完的可能性，這些對於“偉大的狩獵”的一個天生的心理學家和朋友來說是預先被規定的狩獵領域。但是，他必定多麼經常地失望地對自己說：“一個個人！啊，僅僅一個個人！而這巨大的森林和原始森林！”因而，他希望自己有幾百個狩獵的助手和靈敏的訓練有素的獵犬。他可以把這些東西驅趕到人的靈魂史，以便在那裏把他的野獸趕到一起。他一再地、徹底地和痛苦地進行檢驗，要為恰恰激起他的好奇心的一切事物找到助手和狗，這多麼困難。它具有的弊病——把學者們派到新的和危險的狩獵領域，那裏需要在任何意義上的勇氣、聰明、精細——在於它們恰恰在“偉大的狩獵”和巨大的危險開始之處不再是可使用的——恰恰在那裏它們失去了它們的追獵的眼睛和鼻子。例如。為了猜到和確定知識和良心的問題在homines religiosi（宗教人士）的靈魂中迄今有哪一種曆史，一個人也許本身必須像巴斯卡的理智的良心那樣如此深刻地、受傷地和巨大地具有一種體驗。然後，他總是還需要帶有清醒的、邪惡的精神性的那個伸展的天空，此天空從上向下能夠俯瞰、整理和有力地公式化這大量的危險的和痛苦的體驗。——但是，誰為我作這種服務！但是，誰有時間期待這些服務員！——他們明顯太少地成長，他們在一切時代都是如此不可能的！最終人們必須自己做一切事情，以便自己知道一些東西，這就是說，人們要做的事很多！——但是，像我的那種好奇心現在一度保持為一切罪惡中最令人愉快的——請原諒！我想說：對真理的愛在天上有其報酬，並且已經在人世間有其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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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懷疑的和南方自由精神的世界（這世界經曆和包含了幾個世紀之久的哲學家學派的鬥爭）中的最初的基督教所要求並且並非罕見地所達到的那個信仰，還包括對容忍的教育，後者是Imperium Romanum（羅馬帝國）所給予的——這個信仰不是譬如一個路德或一個克倫威爾（Cromwell）或精神的另一個北方的野蠻人借以依附於他們的上帝和基督教的那個真誠的和粗暴的奴才信仰，倒寧可說巴斯卡的那個信仰，它以可怕的方式類似於理性的持久的自殺，堅韌的長存的蟲一般的理性的持久的自殺，這理性不可以立即一下子被殺死。基督教的信仰從開始起是犧牲：犧牲一切自由，一切自豪，精神的一切自我確信，同時是服從和自我嘲笑，自我摧殘。在這信仰中有殘酷和宗教的腓尼基主義，它適應於一種柔軟的、多方麵的和作很多挑剔的良心；它的前提是：精神的屈服造成了難以描繪的痛苦，這樣一種精神的全部的過去和習慣抵抗absurdissimum（極端荒謬），作為absurdissimum，“信仰”向它迎麵而來。現代的人以他們對一切基督教的術語表的遲鈍，不再同樣感受到可怕的最高的東西，後者對一種古代的趣味來說存在於慣用語“十字架上的上帝”的佯謬中。迄今還絕沒有和絕無哪處有像這個慣用語一樣的在顛倒中的大膽，某種一樣的可怕的東西、發問的東西和值得問的東西：它許諾重新評價一切古代的價值。——東方，深刻的東方，東方的奴隸，他以這種方式向羅馬及其高貴的和輕浮的容忍進行報複，向羅馬人的信仰的“天主教”進行報複——而且它總是並非信仰，而是擺脫信仰，對信仰的嚴肅性的半斯多葛派的和微笑的漠不關心，這使奴隸們對他們的主人產生憤慨，並反抗他們的主人。“啟蒙運動”引起反抗，因為奴隸想要無條件的東西。他隻理解專製的東西，在道德方麵也如此，他又愛又恨，沒有細微差別，直到很深的程度，直到痛苦，直到生病——他的許多隱藏的苦難反抗那種似乎否認苦難的高貴的趣味。對苦難的懷疑，在根本上僅為貴族的道德的一個姿態，至少也不是從法國革命開始的最後的重大的奴隸起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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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迄今在人世間宗教的神經官能症出現之處，我們發現它與三個危險的生活規則相聯係：孤獨、齋戒和性的節欲，而並不在此有把握地決定什麼是原因，什麼是結果，是否在此有原因和結果之間的關係。對這後一個疑問是這樣說明理由的：在野蠻的和在溫順的民族那裏，連最突然的最無節製的縱欲恰恰屬於最正常的症狀；此縱欲然後同樣突然地突變成懺悔和對世界及意誌的否認——這兩個症狀也許作為被掩蔽的癲癇可得到說明？但是，在任何地方人們都不應該更多地放棄說明：在別的類型的周圍迄今都沒有如此大量的荒謬和迷信生長出來，沒有別的類型迄今看來更多地使人，甚至使哲學家感興趣——也許現在該在這裏恰恰變得冷淡一些，學會謹慎，更好地說，掉轉目光，抽身走開。幾乎作為自在的問題，宗教的危機和覺醒的這個可怕的問號還處在最近到來的哲學——叔本華哲學的背景上。對意誌的否定是如何可能的？神聖者是如何可能的？——這似乎實際上是這樣的問題，借這個問題叔本華成為哲學家並從事他的工作。因此叔本華的真正的後果是：他的最虔誠的信徒（也許也是他的最後的信徒，就德國而言），即理查德·瓦格納，恰恰在這裏把他的自己的畢生的事業帶向終結，最後還把那個可怕的和永恒的類型作為Kundry，type vécu（真實的類型）在舞台上展示出來，跟他本人一模一樣；同時，凡歐洲的幾乎一切國家的神經科醫生都得到機會從近處研究這類型之處，宗教的神經官能症——或像我所稱呼的“宗教的本質”——作為“救世軍”而實行其最後的傳染性的爆發和進展。——但是，如果人們自問一下，在神聖者的全部現象中，什麼東西實際上如此極大地使一切種類和時代的人感興趣，也使哲學家感興趣。那麼，無疑就是附著在它上麵的神奇之事的模樣，即對立之直接的連續性，心靈的道德上對立地評價的狀況的直接的連續性——人們在這裏相信用手把握住從一個“壞人”立即生成一個“神聖者”，一個好人。迄今為止的心理學在此處沉船折戟，這情況難道不可能主要因此而發生，因為心理學曾置身於道德的統治下，因為它曾相信道德上的價值對立，並且把這些對立看到、讀到和解釋到原文和事實情況中去？——怎麼回事？“神奇之事”僅為解釋的一個錯誤？在語言學方麵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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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拉丁種族的天主教對這些種族的從屬比全部的基督教對我們北方國家的從屬遠為內在。因此，在天主教國家中的無信仰與在新教的國家中相比必定意味著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即對種族的精神的一種反抗，而在我們這裏無信仰寧可說是返回到種族的精神（或非精神）。我們北方國家無疑源出於野蠻人種族，而且就我們的宗教才能而言：我們在這方麵的才能很糟糕。人們可以把凱爾特人除外，他們因此也為接受基督教在北方的傳染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在法國，基督教的理想，就其隻允許北方的淺色的陽光而言，走向了凋謝。就某種凱爾特人的血統在這些法國的最後的懷疑論者的起源中而言，這些法國的最後的懷疑論者對我們的趣味來說是多麼奇特的虔誠！在我們看來，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社會學及它關於本能的羅馬邏輯是多麼天主教的，多麼非德國式的！波爾特·羅依爾（Port Royal）的那位可愛的和聰明的講解導遊人聖·貝費（Sainte Beuve），是多麼耶穌會式的，盡管他對耶穌會會士有一切敵視！而且甚至埃內斯特·雷那恩（Ernest Renan），對我們北方國家來說，這一個雷那恩的語言聽起來是多麼不能達到的，在他之中，在一切時刻，一點點宗教的緊張關係就使他在更細微的意義上的淫欲的和舒適地橫臥的靈魂失去它的平衡！讓我們在他之後複述這些美好的句子——而且何種邪惡和傲慢作為答複立即活動在我們的可能更少美好的和更堅硬的，即更德國的靈魂中！——“所以我們大膽地說，宗教是正常人的一種產物。當人對無限的命運絕對虔誠和絕對相信時，他也成為最現實的……這就是說，當他真的把德行與永恒的秩序聯係起來，以及毫不關心地對待事物時，他發現死亡是討厭的和荒謬的。在這種情況下，怎麼不設想人是最好的呢……”這些句子對於我的耳朵和習慣來說是如此極端地恰恰相反的，以至於當我發現它們時，我以最初的痛恨在旁邊寫道：“最佳的嘲笑！”——直到我最後的痛恨甚至還喜愛地獲得它們，這些句子及它們的顛倒的真理！擁有一個人的自己的正相反的東西，這是如此有教養，如此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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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臘人的宗教生活中造成驚愕的東西是這種宗教生活發出的極大量的感謝——這是一種很高級的人，他如此地站在自然和生活的麵前！——後來，當烏合之眾在希臘占了上風，畏懼也在宗教中叢生，而基督教已在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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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上帝的熱忱，有粗野的、天真無邪的和糾纏不休的方式，像路德的方式，全部的新教缺少南方的嬌嫩（delicatezza）。其中有東方的得意，像在一個不該享受的有天賦的或振奮的奴隸那裏一樣。例如，像在奧古斯丁那裏一樣，他以一種侮辱人的方式缺乏舉止和欲望方麵的一切高尚。其中有女性的溫柔和貪欲，後者羞怯和無知地湧向unio mystica et physica（神秘的結合和自然的結合），就像在德·古湧夫人（Madame De Guyon）那裏一樣。在許多情況中，它十分奇特地表現為女孩或男孩的青春期的偽裝，在這裏和那裏甚至表現為一個老處女的歇斯底裏，也表現為她的最後的虛榮心。教會已經多次在這種情況下把女人尊崇為聖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