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曾反複聆聽理查德·瓦格納的《傑出的歌唱家》這部歌劇的序曲，這是一種出色的、華麗的、沉重而遲緩的藝術，它自豪於為了理解它而預先設定了兩個世紀的音樂仍然還是活生生的——這種自豪沒有被估計錯，這是對德國人的尊敬！在它那裏，什麼樣的生氣勃勃和力量，什麼樣的季節和風土人情沒有被融合在一起！它時而使我們感到是古代的，時而使我們感到是異域的，不易親近的，太現代的，它是既任性的而又壯觀傳統的，它並不常常愛開玩笑的，還常常是粗野的和粗糙的，它有火和勇氣，同時也有成熟得太晚的果實的鬆弛的淺黃色表皮。它流動得既寬又滿。而且突然有了不可解釋的延遲的時刻，就像一個缺口張開在原因和結果之間，仿佛一種使我們做夢的壓力，一個噩夢，但是，它已傳播並擴展了快樂的舊的潮流，最多重的快樂，舊的和新的幸運，特別包括藝術家本身的幸運，他對此不想隱瞞；傳播並擴展了他對他在這裏使用工具的技巧的令人吃驚的快樂的共識，對新的、新獲得的未經檢驗的藝術手段的卓越技巧的共識，就像他向我所表演的那樣。總之，沒有美，沒有南方，沒有南方天空的明亮，毫無典雅，沒有舞蹈，幾乎沒有合乎邏輯的意誌，甚至還強調某種粗俗，似乎藝術家想對我們說：“它是我的意圖的組成部分。”一套笨重的衣服，某種任性粗野和莊嚴的東西，有教育的和值得尊敬的珍貴的東西和俏皮話的混合：某種德國的東西，在這個詞最好和最糟的意義上，某種以德國風格出現的多重的東西。無形式的東西，不可窮盡的東西；心靈的某種德國式的力量和豐富，心靈並不害怕把自身隱藏在精巧的衰敗之中——它在那裏也許深感得其所哉；德國心靈的一個恰當的真正的特征，就是它既年輕又陳腐，既太過成熟又非常前途遠大。這種音樂最徹底地表現了我對德國的思考：它是前天的和後天的——它還沒有今天。
2
我們“優秀的歐洲人”，我們有時候也允許我們自己的衷心的愛國主義，允許我們自己跌入並倒退回舊的愛和狹隘的觀點之中去——我恰好已經提供了一個有關這點的例子——例如，民族情緒激昂的時候，愛國主義焦慮的時候，以及所有其他的古代感情泛濫的時候。遲鈍的精神，隻有在較長的時間裏也許會結束這兩種情況：在我們這裏，在某些時刻限製自身，並且在某些時刻後才最終起作用，有的人在半年後，有的人在半輩子後才會結束上述兩種情況，這取決於他們借以消化並“交換他們的物質”時的速度和力量。的確，我會考慮到一些遲鈍而懶惰的種族，它們即便是我們快捷發展的歐洲大約也需要半個世紀之久，才能克服愛國心和依戀故土的這些情緒的反複發作，而且恢複理性，就是說，恢複“優秀的歐洲主義”。當我不再談論這種可能性時，我碰到了這樣一件事：我偶然成了兩個老愛國者之間的談話的證人——他們倆顯然耳朵有點背，因此說話聲音挺大。“有的人關於哲學所擁有的或知道的東西和一個農民或團體中的大學生所擁有的或知道的差不多一樣多。”一個人說，“這個人還是沒什麼錯的。但是，這在今天又有什麼關係呢？這是群眾的時代，群眾重於泰山而且舉足輕重，在政治上也是如此。一位政治家，他為群眾建起了一個新的通天塔，建立了某個龐大的帝國和權力，在群眾看來，他是偉大的。下麵的情況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這些小心謹慎而不出方圓的人暫時還沒有放棄舊的信仰，惟有偉大的思想才使一個行動和一件事情更偉大。假如一位政治家使他的人民進入了今後必須從事‘偉大的政治’的狀態，那麼對於這種政治家來說，人民的本性被規定得很壞。以至於他們需要為了愛一件新的平庸的德行而犧牲他們舊的可靠的德行。假定一位政治家判決他的人民都去‘從事政治’，而他們迄今為止有更好的事要做、要思考，而且在心靈深處，他們無法擺脫對不安寧、空洞，對實際上政治化的民族的喧嘩的爭吵的小心的厭惡；假定這樣的政治家激發了他的民眾的麻木的激情和渴求，並從他們迄今為止的膽怯和超然的興趣中給他們製造一個汙點，從他們外國化的傾向以及秘密的無限性中給他們製造一個錯誤，使他們心靈深處的愛好失去價值，扭轉他們的良心，使他們的精神變得狹隘，使他們的趣味‘民族化’——怎麼樣！一位做了這一切的政治家，他的人民在未來（如果他們有未來的話）必定為他贖罪，這樣的政治家是偉大的？”“當然如此！”另一位老愛國者激動地答複他，“否則，他不能這麼做！希望某種東西，這也許是瘋狂！但是，也許一切偉大的東西在開始時恰恰都是瘋狂的！”——“濫用修辭！”他的交談者相反地喊道，“強大！強大！強大和瘋狂！並非偉大！”——當兩個老人如此麵對麵大喊大叫他們的“真理”時，他們顯然非常激動。但是，我快樂而超然地想到，一個更強大的人怎樣才能更快地成為強者的主宰，對於一個民族的精神的淺薄來說，還有一種補救，即通過另一個民族的深化。
3
人們是否把現在在其中尋找歐洲人的標誌的那種東西稱之為“文明”或者“人民”或者“進步”，人們是否不褒不貶地用一個政治公式稱呼它：歐洲的民主運動。在用這種公式所指出的一切道德和政治的前景的背後，一個巨大的心理學過程在繼續著，這過程日益發展——歐洲人融合為一的過程，他們逐漸擺脫了一些種族生成的氣候上和等級上的條件；他們逐漸擺脫了任何確定的環境，這種環境若幹世紀以來一直想在心靈和肉體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因此，慢慢地出現了一種基本上超民族的和遊牧種族的人，從生理學上說，作為其典型的標誌，這種人具有最大限度的適應技巧和適應力。歐洲人進化的這個過程，雖因重大的反複在速度上有所延緩，但是也許正因此而在猛烈和深度方麵有所獲和有所增長——現在還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的強調“民族感”的狂飆突進運動就屬於這個過程，因此還有正在興起的無政府主義；這個過程可能獲得一些結果，它的幼稚的推動者和吹鼓手，“現代觀念”的信徒，至少還指望著這些結果。一些同樣新的條件——在這些條件下，一般將產生人的平均化和平庸化，這種人是一種有用的、勤勞的、適應各種勞務和聰明的群體動物人——在最高的等級上適合於產生一種擁有最危險和最吸引人的品質的例外的人。因為，當總是企圖改變條件的那種適應力，隨著每一代，幾乎隨著每十年都開始一種新的勞動，因此使（這種人的）類型不可能變得強大時；當這些未來的歐洲人（給人的）總的印象是多重的、多嘴多舌的、意誌貧乏以及可雇用的勞動力時，他們需要主人、下命令的人，就像需要每天的麵包；因此，當歐洲的民主化在最確切的意義準備生產一種適合奴隸製的類型的人時，那麼，強大的人在個別的和例外的情況下將變得比其本人更強大、更富有——由於他的教育毫無偏見，由於豐富多彩的實踐、藝術和欺詐。我要說，歐洲的民主化同時是養育專製君主的非自願的措施——“理想專製君主”這個詞是在任何意義上，也在最精神的意義上。
4
我很高興地聽說，我們的太陽朝赫爾克裏斯的星座快速地運動著。我希望，在這個地球的人都像太陽那樣做。我們向前，我們優秀的歐洲人！
5
曾經有一個時期人們習慣於用“深刻的”這個詞去稱呼德國人，但是，現在，新德意誌精神最成功的類型的人渴求完全不同的榮譽，並且在一切有深度的東西那裏也喪失了“果斷”。所以，有一個疑問完全是合適的和愛國的：人們是否從前用那個讚揚欺騙了自己，換言之，德國人的深刻是否是某種不同的東西和更糟糕的東西，並且正是人們——感謝上帝——要成功地加以擺脫的東西。因此，讓我們嚐試重新學習德國人的深刻。因此。人們隻需要對德國人的靈魂做一點點解剖。——德國人的靈魂首先是多重的，有不同的來源，與現實的構造相比，寧可說是聚集的和彼此重疊的，這是由於其來源（所造成的）。如果一個德國人膽敢宣稱“啊！兩個靈魂居於我的心中”，那麼，他在真理方麵會犯嚴重的錯誤，更正確地說，落在許多有關靈魂的真理的背後。作為各個種族的最難以置信的混合和混雜的一個民族，也許甚至帶有前雅利安人的成分的優點，作為在任何意義上的“中心民族”，德國人比其他民族本身更不可理解，範圍更廣，更矛盾，更默默無聞，更不可預測，更令人感到突然，甚至更可怕——他們擺脫開定義，因此已經使法國人感到絕望。德國人的標誌是，在他們那裏，“德國的是什麼”這個問題絕沒有解決。科策布當然十分了解他的德國人：“我們是被認識的。”他們向他歡呼——但是，喬治·桑也認為了解他們。讓·保羅知道他在做什麼，當他憤怒地指責費希特的帶有愛國主義色彩的奉承和誇張的謊言時——但是，很可能歌德對德國人的思考不同於讓·保羅，即便歌德默許讓，保羅指責費希特。實際上，歌德關於德國人考慮了什麼？——但是，他對在他周圍的許多事物絕沒有清楚地說出來，而且他終身知道如何保持一種巧妙的沉默：很可能他對此有很正當的理性。毋庸置疑，德國的“自由戰爭”並沒有使他更高興地尊重法國大革命，他為了一件事而對他的浮士德，甚至對人的全部問題作了重新思考，這件事就是拿破侖的出現。有一些歌德的語錄，在這些語錄中。歌德好像是從外國的角度，以火爆的嚴厲否定了德國人所引以為自豪的東西：他曾把德國人著名的性格定義為“對別人的和自己的弱點采取寬宏大量的態度”。
他因此錯了嗎？——德國人的特征是人們對德國人的（估計）很少完全不對。德國人的心靈有進入自身的一些通道和中介通道，在它之中有洞穴、隱蔽所和城堡地牢；它的混亂有許多神秘迷人的東西，德國人很好地了解通向混亂的秘密的路徑。就像每個事物都喜歡自己的象征那樣，德國人喜歡雲彩和一切模糊的、生成中的、朦朧的、潮濕的和隱蔽的東西，對他來說，似乎一切不確定的東西、未展開的東西、自我移動的東西、生長著的東西都是“深刻的”。德國人本身不存在，他正在生成，他正在“發展自身”。因此，“發展”是在哲學公式的偉大王國中真正德國的發現和成就：一個支配性的概念。這個概念與德國的啤酒和德國的音樂聯係在一起，致力於使整個歐洲德國化。外國人為這些謎驚歎，被這些謎迷住，德國人心靈深處矛盾本性把這些謎交給了他們（黑格爾把這些謎引入了他的體係，理查德·瓦格納最後還把這些謎搬進了音樂）。“善良的和陰險的”——這樣一種並列，在任何其他民族的情況下的矛盾，不幸的是這種情況在德國卻十分經常地為自己辯護：一個人隻要在施瓦本人中生活一段時間就會了解這一點！德國學者的遲鈍，他在社交方麵的平淡乏味，卻令人吃驚地完全和他內心的鋼絲舞的從容大膽匹配得天衣無縫，所有的神都學會了害怕這種大膽。如果人們願意在眼前展示“德國人的靈魂”，那麼，讓人們看一看德國人的趣味，德國人的藝術和倫理：對“趣味”何等鄉巴佬似的冷漠！最高貴的東西和最普通的東西在這裏如何彼此並列！整個心靈的結構是多麼的混亂和可笑！德國人在其靈魂深處是拖拖拉拉的，他在他所經曆的一切事情上拖拉。他處理不了他的事務，他絕不會“做完”一件事。德國人的深刻常常隻是一種困難的、緩慢的“消化”。就像一切習慣性病人、一切消化不良者喜歡舒適一樣，德國人喜歡“坦率”和“老實”，坦率和老實是多麼舒服！——這種信任的東西，這種殷勤的東西，這種對德國人的誠實的底牌的揭示，在今天也許是德國借以理解自己的最危險和最幸運的偽裝，它是他的真正的靡菲斯特的藝術。借助於這種藝術，他還能“多有收獲”！德國人讓自己走，因此用德國人的忠實的藍色的空虛的眼睛觀看——外國人立即就把他與他的睡衣相混淆！——我要說：讓“德國人的深刻”隨心所欲吧。——我們也許隻在我們自己人之中隨意取笑它？——因此，我們將努力繼續尊敬它的外貌和好名聲，並且不會為了普魯士的“果斷”和柏林的詼諧及沙子而十分便宜地出賣我們舊日的名聲——作為一個深刻的民族的名聲。冒充並且讓自己被看作是深刻的、遲鈍的、善良的、誠實的和不聰明的，這對一個民族來說是聰明的：這麼做甚至可能是——更深刻的！最後，人們應該給自己的名字以尊重——人們並不是隨便就叫“蒂尤”的，民族，騙人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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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舊時代”逝去了，在莫紮特那裏，它已歌唱完畢：他的羅可可還在向我們傾訴他的“美好的社會”，他的溫柔的熱情，他對中國的東西和綴有花飾的東西的兒童般的興致，他內心中的和氣，他對纖巧的東西、愛慕的東西、跳舞者、哭泣者的渴求，他對南方的信仰，仍然可以向殘存在我們心中的某些東西進行呼籲，我們是多麼快樂！啊，在某一時刻它將隨之而結束！——但是，誰又會懷疑，它將很快地就隨著對貝多芬的理解和欣賞而煙消雲散！——因為他隻是風格轉變和決裂的尾聲，而不是像莫紮特那樣是一種已存在幾個世紀之久的歐洲的偉大興趣的尾聲。貝多芬是在一個不斷破碎的舊的軟弱的心靈和一個終歸要到來的太年輕的心靈之間的事件，在他的音樂中閃爍著永恒的喪失和永恒的奢望的微光——整個歐洲被籠罩在同一種光中，當時歐洲正和盧梭一起做夢，圍著革命的自由之樹跳舞，最後幾乎全都跪倒在拿破侖麵前。但是，現在，這種感情很快地就銷聲匿跡了，在今天，理解這種感情已經是多麼的難，盧梭、席勒、雪萊、拜倫的語言在我們聽來已是多麼的陌生，在這些人中間，可以共同地去訴說歐洲的同一命運，它知道怎樣在貝多芬那裏歌唱！——以後，凡是來自德國音樂的東西，都屬於浪漫派，就是說，從屬於一個運動，從曆史的角度考慮，這個運動比那個插曲——歐洲從盧梭到拿破侖，而且到民主主義的興起的轉變——還更短命、更草率、更膚淺。韋伯，但是，對我們來說，今天百發百中的魔彈射手和俄培龍是什麼？或者馬施納的漢斯·海林和瓦姆珀爾！或者甚至瓦格納的湯豪塞！這是慢慢消失的，雖然還沒有被遺忘的音樂。此外，浪漫派的全部音樂，除了在劇院和群眾麵前之外，要想到處都維持它的地位，那它不夠高貴，也不夠是音樂；它們從一開始就是第二流的音樂，真正的音樂很少認真加以對待。費利克斯·門德爾鬆這位太平盛世中的大師則不同凡響。由於他的輕鬆的、純粹的、喜悅的心靈的緣故，他很快就受崇敬，也同樣很快就被遺忘，成了德國音樂的美好的意外事件。但是，說到羅伯特·舒曼，他處事嚴肅，而一開始也受到嚴厲地對待，他是最後一位建立了一個學派的人，恰恰舒曼的這種真正的浪漫派被克服了，這在今天我們並不認為這是一種幸運，一種如釋重負，一種解放。舒曼逃到了他心靈中的“撒克遜的瑞士”，半維特式地、半保羅式地發展著，肯定不是貝多芬式地、拜倫式地發展著，他的曼弗雷德的音樂是一個錯誤和一種誤解，達到了不公正的地步——由於他那種基本上是一種卑劣的興趣（也就是說，對安靜的抒情詩和情感的陶醉是一種危險的、在德國人中間加倍危險的嗜好）。舒曼不斷地逃離，膽怯地退縮和引退，一個高貴而柔弱的人，沉溺於純粹無名的快樂和痛苦中，從一開始就像一個小姑娘，不斷地喊著：別碰我。這個舒曼已經隻是音樂中的一個德國事件，不再是歐洲的事件，像貝多芬曾經曆過的那樣，像在更大程度上莫紮特所曾經曆過的那樣。由於舒曼，德國音樂遭到了最危險的威脅，它不再是歐洲靈魂的呼聲，下降為純粹民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