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傑地靈，在各個領域人才輩出。文學史專家嚴家炎曾說：“如果說五四時期文學的天空群星燦爛，那麼，浙江上空的星星特別多，特別明亮。”嚴家炎：《20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總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現代文學教授王嘉良曾說：“有人以為，浙江作家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的優勢地位，是三分天下有其一，這並非過譽。”王嘉良：《浙江20世紀文學史·導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浙江不僅是文學創作大省，也是外國文學研究的強省，在這個領域也獨占鼇頭。文學創作曆來很受重視，這方麵的論著層出不窮；但遺憾的是同樣出色的外國文學研究一直被人們冷落，還沒有一部專門的著作展示這個領域的成就。鑒於這個原因，我們選擇了這個課題並認真地進行研究。
浙江省的外國文學專家包括浙江籍的學者和在浙江工作過的學者。從年代上劃分，新中國成立前的學者可以劃為第一代，新中國成立後的學者屬於第二代，改革開放之後培養出來的人才屬於第三代。在第一代學者中，我們選擇了王國維、魯迅、周作人、茅盾、鄭振鐸、梅光迪、施蟄存、梁實秋、鬱達夫等九位，他們的主要學術成就是在1949年前取得的。在第二代學者當中，我們選擇了王佐良、袁可嘉、趙瑞蕻、朱維之等四位，他們的學術地位基本上是在新中國成立後確立的。當然，有能力的學者遠不止這些，隻是由於我們的精力和時間的限製，暫時隻能研究這些人物。我們沒有把第三代學者列入本書的範圍之內，並不是因為第三代學者水平不高，而是由於他們還在創造的高峰期，難以作出合理的評價。第一代學者是當時文學界享有重要地位的文學巨頭，曾經為中國文化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1949年後的學者在外國文學圈內也是頂尖的人物。在這一章中，我們將從總體上談論新中國成立前的學者的特點，然後再談談新中國成立後的外國文學研究的新特點。
1肩負著救亡的使命
自從鴉片戰爭以來，捍衛國家主權、消除國內動蕩一直是近現代中國人首先關心的問題。人們嚐試了以科技為核心的救國和以政治變革為核心的救國，但效果都比較有限。到了五四運動前後，有識之士把重點轉向了文化層麵的救國。剛剛到日本留學的時候，魯迅學的是醫學，有著科技救國的夢想，但目睹了國人麻木不仁的場麵之後，他毅然放棄了醫學，決定轉向文學。他說：“……醫學並非一件要緊的事，凡是愚弱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魯迅：《〈呐喊〉自序》，載《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版，第271頁。應當用怎樣的文學來改變國人呢？由於閉關自守而失去生命力的傳統文學顯然不行。如果把中國的文化史從古代一直讀到當代，“必淒以有所覺，如脫春暖而入於秋肅，勾萌絕朕，枯槁在前”魯迅：《摩羅詩力說》，載《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版，第55頁。，所以隻能“別求新聲於異邦”魯迅：《摩羅詩力說》，載《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版，第58頁。。在危難的關頭，異國的新思想成了救國的靈丹妙藥。
學習怎樣的外國文學呢？一方麵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學，另一方麵是受壓迫國家的文學。中國顯然屬於被壓迫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天然的聯係，所以許多學者紛紛轉向了弱國的文學。魯迅曾回憶道：“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而尤其注重於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著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魯迅：《我怎樣做起小說來》，載《魯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版，第106頁。他還說：“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於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魯迅：《我怎樣做起小說來》，載《魯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版，第107頁。其中俄蘇文學最受魯迅重視，他翻譯的俄蘇作品約占其總譯作的二分之一。
除了魯迅之外，茅盾、鄭振鐸、鬱達夫的立場也比較類似。茅盾曾說：“文學者目前的使命就是要抓住了被壓迫民族與階級的革命運動的精神，用深刻偉大的文學表現出來，使這種精神普遍到民間，深印入被壓迫者的腦筋，因以保持他們的自求解放運動的高潮，並且感召起更偉大更熱烈的革命運動來!”茅盾：《文學者的新使命》，載《茅盾全集（第十八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541頁。鄭振鐸認為，“血和淚的文學，恐將成為中國文壇的將來的趨向”鄭振鐸：《無題》，載《鄭振鐸全集（第三卷）》，山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502頁。。由於救亡是當時的首要任務，所以相當一部分學者，特別是那些同時會創作的學者，都有明顯的左翼思想，自覺地站在被壓迫國家一邊，滿腔熱情地高呼救亡的口號，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左翼”的學者在救亡運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從文學本身的角度看，不是無可挑剔。西方強國在文學方麵可能值得學習的東西更多，但他們不願意為之花很多的精力。魯迅曾這樣說：“那《神曲》的《煉獄》裏，就有我所愛的異端在；有些鬼魂還在把很重的石頭，推上峻峭的岩壁去。這是極吃力的工作，但一鬆手，可就立刻壓爛了自己。不知怎地，自己也好像很疲乏了。於是我就在這地方停住，沒有能夠走到天國去。”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陀斯妥夫斯基的事》，載《魯迅全集（第六卷）》，第405頁。魯迅救國心切，沒有耐心深入研究那些與救亡無直接關係的作品。他還說：“偉大的文學是永久的，許多學者們這麼說。對啦，也許是永久的罷。但我自己，卻與其看薄凱契阿、雨果的書，寧可看契訶夫、高爾基的書，因為它更新，和我們的世界更接近。”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葉紫作〈豐收〉序文》，載《魯迅全集（第六卷）》，第225頁。俄蘇文學對於救亡來說的確重要，但離開了薄伽丘（薄凱契阿）的《十日談》、雨果的《悲慘世界》等經典著作，世界文學的殿堂就會大為失色，而且受壓迫國家的文學的精華也未必都在於反抗和鬥爭。現在回過頭來看部分魯迅、茅盾等翻譯的受壓迫民族的文學並沒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可見他們的外國文學研究有著明顯的偏頗。但值得慶幸的是，這些“左翼”的作家，雖然口頭上說自己以弱國文學為師法，實際上都有較好的西方文學功底和紮實的本國文學修養，所以他們的作品沒有成為簡單的口號和宣傳，曾成功地創造了一些將反抗精神和藝術性融為一體的上乘之作。
“左翼”學者的外國文學研究，不僅僅在文學層麵上有偏頗的一麵，對社會的影響也不完全是正麵的。他們有著非常崇高的理想，而且滿懷激情，主張推翻專製的統治，驅逐外來的侵略者，但對於如何改變和完善自己的文化、經濟體製、政治體製等具體的問題不太重視。這樣的情況下，暴力革命即使取得勝利，未必能夠給國家帶來多大的好處。有時血腥的革命換來的還是殘酷的專製，法國大革命、斯大林式的革命等都是血淋淋的教訓。我們自己的革命也付出過較大的代價。德國浪漫主義詩人荷爾德林有一句名言：“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霍爾巴赫也對大規模的暴力運動進行深刻的批評，他說：“不，並不是通過危險的騷動，並不是通過鬥爭，通過弑君，通過無益的犯罪……這些猛烈的手段總是要比它們試圖醫治的罪惡更殘忍……理性的聲音既不是煽動性的，也不是嗜血性的。它所主張的改革是緩慢的。然而唯其緩慢，方能把一切安排得更好。”轉引自朱學勤：《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第58頁。主張暴力革命的外國文學研究者，在給解放運動帶來力量的同時，也給暴力的擴張開了方便之門。我們以前隻談論他們的積極意義，而對潛在的危險性很少觸及。
救國的另外一條途徑就是向西方文學學習。王國維、周作人、梁實秋、梅光迪、施蟄存等人走的就是這樣的道路，他們主張“挺進到強國之中，試圖通過文學了解強國的方方麵麵，企圖揭開強國之秘密，或介紹強國立國之本，假他們的現代意識、現代思想來教育國民，造就或涵養新國民以及現代國民意識。”王友貴：《翻譯家魯迅》，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頁。這些人的外國文學研究，更加注重經典著作，他們構建的世界文學版圖更能體現文學性。
雖說西化派的學者更加重視文學性，但文學和救亡畢竟是兩碼事，帶著明顯的救國目的學習西方文學也會走向片麵。例如說，美國的新人文主義者IrvingBabbitt被當時的學者美名為白璧德，特別受歡迎，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以救亡的眼光閱讀西方文學，是片麵解讀西方文學的結果。梅光迪曾說：“幾乎是帶著一種頂禮膜拜的熱忱一遍又一遍地讀著當時已經麵世的白璧德的三本著作……我意識到中國也必須在相同的精神的引導下做些事情；過去二十年，我們對自己的文化基礎不分青紅皂白地進行無情的批判，造成新舊文化間的差距愈拉愈大。”梅光迪：《評〈白璧德：人和師〉》，載《梅光迪文錄》，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9頁。他如此佩服白璧德，雖然有著學理上的原因和個人關係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可能不在於這裏，而在於白璧德反對激進的浪漫主義簡單地否定傳統的東西，而且把孔子看作和亞裏士多德一樣重要的思想家。梅氏希望從白璧德的觀點中找到救亡的途徑，那就是回到中國文化本身，挖掘真正有價值的要素，並在現代社會中積極地加以發展。梅光迪有這種傾向，許多學者，特別是學衡派學者，也有這種救國願望，所以白璧德成了當時很有影響的思想家和文學評論家。這種學習是很有意義的，但中立地看有著偏頗之處。和白璧德一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批評家有很多，但他們特別看重這一位，顯得不夠公平。
從理性的角度看，弱國應當向強國學習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但從感情的角度來說，這就不是那麼簡單。我們之所以受欺負，就是由於那些強國橫行霸道。而且通過學習強國來自強的過程是緩慢的，似乎無法解決當下的燃眉之急。正因為這樣，這一學派受到了明顯的限製。
從理論上講，通過學習西方文學來自強和通過學習被壓迫國家的戰鬥文學來救亡完全可以並行不悖。但兩者的重點畢竟有著很多不同：前者強調向西方學習，以便達到自強的目的，後者注重的是通過各種手段，甚至不惜采取暴力，趕走西方來的侵略者，使自己的國家獨立；前者對傳統文化持比較肯定的態度，提倡在中西結合之中發展傳統文化，體現了一種積極的建設，後者認為傳統文化有太多的流毒，基本上應當鏟除，以便創造全新的文化；前者突出理性的作用，主要通過學術著作傳播思想，後者更依靠情感，主要載體是充滿激情的文學作品；前者在學術圈內較有影響，後者的文學作品在全國各地的各個階層中廣泛傳播，產生了轟轟烈烈的效果。純粹從理論上看，兩者完全可以互補互惠，但一個人采取了這樣的立場就不可能采取那樣的立場；如果他要真正堅持這一立場，就得對其他立場加以否定。起初兩派的辯論也許隻是學理層麵的，但接著必然會有情感成分和個人恩怨介入，並且受到意識形態的控製，所以這兩派救亡人士不幸地陷入相互攻擊的惡戰之中。當年的學衡派和激進派的論戰首先就是救亡的立場不一樣而造成的。梁實秋和魯迅的論戰在某個程度上是這種鬥爭的典型代表。按理說，兩者各自有自己的道理，但當年畢竟敵人已經打到了自己的家門之前，大多數人還是傾向於激進派的觀點。雖說兩者都有強烈的愛國熱情，但兩者的命運很不相同，西化派一度遭到很多批評，而激進派曾受到至高無上的讚揚。不過，這種情況在近年有所變化，人們已經能夠更加客觀地看待曆史問題了。
不同的學派之間產生矛盾是很正常的；就是同一個人，一旦主要觀點改變了，也會自相矛盾，以至於自己否定自己的東西。例如說，茅盾早期主要學習西方文學，認為新浪漫主義（即現代主義）吸收了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優點，是西方文學的一大進步，可以“補救寫實主義豐肉弱靈之弊”，可以“補救寫實主義之全批評而不指引”，可以“補救寫實主義之不見惡中有善”。茅盾：《〈歐美新文學最近之趨勢〉書後》，載《茅盾全集（第十八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頁。但他後來轉向了革命文學，對正在資本主義國家流行的現代主義的態度變為完全否定，他說：“貧血的乃至抽筋拔骨的作品如果想從技巧方麵取得補救，一定也是徒勞的。世紀末的歐洲文學就不免隻是塗脂抹粉的骷髏”茅盾：《雜談文藝現象》，載《茅盾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4頁。。就是在同一個人的思想世界中，不同的觀點都如此難以並存，更何況為不同的人所掌握呢？所以這兩派人雖然都有赤子之心，都很愛國，卻互相批評，好像是不共戴天的敵人。有一段時間我們隻肯定激進派，批評西化派，這是不公平的。
救亡是充滿激情的事業，往往需要全身心的投入，甚至獻身的精神。這些學者基本上都是這樣做的，所以遇到了各種危險，如魯迅、茅盾受到政府的通緝，鬱達夫慘遭日本鬼子的殺害。這種為民族的獨立而無私奉獻的精神給這些學者增添了高貴的光環，加固了他們在曆史上的地位。
2以啟蒙為己任
康德曾說：“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康德：《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2頁。可見啟蒙的關鍵在於獨立自由地思考，而不是被情感、偏見、利益等所蒙蔽。但中國人往往缺乏為思考而思考的純粹思辨。王國維曾指出，“披我中國之哲學史，凡哲學家無不欲兼為政治家者，斯可異已!孔子大政治家也，墨子大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抱政治上之大誌者也”王國維：《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載《王國維文集（第三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頁。。這種哲學家由於熱心於政治，就會缺乏獨立思考的空間，在某個程度上把思想當作政治的附庸。
西方國家在文藝複興之後，逐漸地走上了現代的道路，獨立思考的能力得到了很好的發展。而中國卻遲遲沒有走出封建社會，甚至在封建王朝的末期有著更加封閉化的傾向，喪失了原先的生命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失去了競爭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啟蒙顯得特別重要。魯迅曾說：“醫生告訴我們：有許多啞子，是並非喉舌不能說話的，隻因為從小就耳朵聾，聽不見大人的言語，無可師法，就以為誰也不過張著口嗚嗚啞啞，他自然也隻好嗚嗚啞啞了……加以對於獲得外國的精神生活的事，現在幾乎絕對的不加顧及。於是精神上的‘聾’，那結果，就也招致了‘啞’來。”魯迅：《準風月談·由聾而啞》，載《魯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版，第323頁。可見中國的愚昧狀態是自我封閉的直接後果，如果要走出這樣的狀態，肯定要利用外國文學進行啟蒙。
通過翻譯介紹外國文學來啟蒙是那個時代的大多數學者的共同理想。茅盾曾說：“介紹西洋文學的目的，一半故是欲介紹他們的文學藝術來，一半也為的是欲介紹世界的現代思想——而且這應是更注意些的目的。”茅盾：《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載《茅盾全集（第十八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頁。所謂的現代思想，主要指中國人所缺少的科學和民主。有了現代的思想，可以“療救靈魂的貧乏，修補人性的缺陷”茅盾：《一年來的感想與明年的計劃》，載《茅盾全集（第十八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頁。。魯迅特別欣賞有主見的人，他說：“意蓋謂凡一個人，其思想行為，必以己為中樞，亦以己為終極：即立我性為絕對之自由者也。”魯迅：《文化偏至論》，載《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版，第47頁。這是魯迅所推崇的撒旦式的英雄所具有的個性，體現了一種已經啟蒙的人格。他高度評價了拜倫的《曼弗列特》的主人公，因為他在絕望和失敗之中仍然堅持自己的主體性，自信地對魔鬼說：“汝曹絕不能誘惑滅亡我。（中略）我，自壞者也。行矣，魅眾!死之手誠加我矣，然非汝手也。”魯迅：《摩羅詩力說》，載《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版，第72頁。哪怕落入可恥的下場，仍然保持自己的判斷。魯迅對這種精神的重視，無疑是想利用這個故事來啟蒙，希望國人能夠提高自己的思維能力，有自己的主見。
啟蒙和救亡往往聯係在一起。近現代的思想家一般都是為了拯救自己的國家才去學習深刻的思考，在有了思考能力之後，就能更好地救國。但光有獨立的思考還不行，還得依靠救亡運動來保證思想的自由，救亡往往能夠給啟蒙以良好的外在保障。如果合理地處理它們的關係，兩者可以處於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之中。魯迅、梁實秋、茅盾等大學者都是啟蒙和救亡並重的，他們的兩個方麵常常是相互促進的。
救亡和啟蒙也有著明顯的區別。雖說這裏所列舉的浙江學者都同時重視救亡和啟蒙，但各自的側重點還是不一樣，魯迅、茅盾、鄭振鐸、鬱達夫相對來說比較重視救亡，王國維、周作人、梅光迪、施蟄存和梁實秋更重視啟蒙。他們的這種區別常常引起各種矛盾，甚至導致劇烈的筆戰。
首先，救亡者和情感與暴力運動聯係更加密切，而啟蒙者更重視理性和講道理。鄭振鐸曾說：“理性是難能使革命之火複燃的。因為革命天然是感情的事；一方麵是為要求光明的熱望所鼓動，一方麵是為厭惡憎恨舊來的黑暗的感情所驅使。”鄭振鐸：《文學與革命》，載《鄭振鐸全集（第三卷）》，山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頁。啟蒙注重的是理性，需要的是不加約束的思考，心平氣和地講道理，反對以暴力解決問題；而救亡是充滿熱情的事業，主張不惜采用暴力。如果啟蒙所講的道理不利於救亡的事業，或者救亡者的行為阻礙了自由的思考和辯論，兩者必然陷入可怕的鬥爭之中。以啟蒙為己任的梁實秋認為“文學本不一定要表現反抗的精神，反抗的精神在文學上並不發生藝術的價值，不過在一種相當的時代之中，文學作品便不免要沾染一點反抗的色彩而已，並且有反抗精神的文學又往往發生在實際革命運動之前”梁實秋：《文學與革命》，載《梁實秋文集（第一卷）》，鷺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頁。。在梁實秋看來，“文學是沒有階級性的”梁實秋：《文學與革命》，載《梁實秋文集（第一卷）》，鷺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頁。。也就是說，“文學就沒有階級的區別，‘資產階級文學’、‘無產階級文學’都是實際革命家造出來的口號標語”梁實秋：《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載《梁實秋文集（第一卷）》，鷺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頁。。如果冷靜地看待問題，梁實秋的觀點，作為一家之言，當然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但這種論述在某個特定的時代不利於救亡，主張反抗和救亡的魯迅看了這樣的觀點就很不高興，把他貶為資本家的乏走狗。魯迅的批評帶著不少革命者的激情，不完全是在講道理。他們的論戰雖然可能帶有個人恩怨的成分，但相當一部分原因在於立場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