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啟蒙是一個開放的概念，並不專為救亡服務；救亡是一個相對封閉的概念，有著明確的價值取向。隻為某個具體的目標而思考隻是啟蒙的開端，隨著啟蒙的不斷深入，什麼問題都可以思考，應該像笛卡爾那樣爭取“非在我有生之日認真地把我曆來信以為真的一切見解統統清除出去，再從根本上重新開始不可”笛卡爾：《第一哲學沉思集》，龐景仁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7頁。。啟蒙者因此成了完全獨立的理性主體，萬物都是懷疑和重新思考的對象。以這樣的方式繼續往前思考下去，救亡本身就會成為懷疑（甚至否定）的對象。其他一切價值觀，如友誼、愛情、美等，都會成為理性審判的對象，結果甚至導致價值虛無主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發現，在純粹理性的世界中，不可能有價值觀的藏身之地，他說：“世界的意義必定在世界之外。世界之中一切事情就如它們之所是而是，如它們之所發生而發生；世界中不存在價值。”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賀紹甲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02頁。以這樣的方式思考世界，可能還會導致整個人文學科的崩潰。所以康德曾提醒人們說：“故我發見其為信仰留餘地，則必須否定知識。玄學之獨斷論（即不經先行批判純粹理性，在玄學中即能坦然進行之成見）乃一切無信仰（此常為異常獨斷的而與道德相背反者）之根源。”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藍公武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1頁。可見沒有限製的啟蒙會以無比鋒利的理性之刀把救亡、上帝、善等全部解剖開，甚至全部否定掉。另外一方麵，救亡雖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保障思考的自由，而救亡本身是一個封閉的概念，隻允許人們往一個方向看問題。如果啟蒙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會開始獨立地思考，觸及對救亡不利的問題，諸如敵人的合理的一麵、戰爭的殘酷性等，導致救亡者反過來限製啟蒙。梁實秋在報刊上發表了一篇編者按，反對空洞的“抗戰八股”，引發了當時文壇大地震。以啟蒙者的眼光看，梁實秋所說的話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以救亡者的眼光看，是十足的大逆不道。真正的啟蒙是不應當受到限製的，可一旦觸及救亡的禁區，就會遭到聲討，兩者必然處於緊張的關係之中。
如果啟蒙沒有充分展開就加以限製，以便給革命讓道，這種革命即使成功了，也不一定是好事。康德曾說：“因而公眾隻能是很緩慢地獲得啟蒙。通過一場革命或許很可以實現推翻個人專製以及貪婪心和權勢的壓迫，但卻絕不能實現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見也正如舊的一樣，將會成為駕馭缺少思想的廣大人群的圈套。”康德：《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4頁。一些弱國，雖然通過革命使自己的國家走向了獨立，但有限啟蒙的遺留症非常嚴重。我們在新中國成立後也遇到不少的問題。幸好改革開放之後，已經補了不少課。
此外，關於學習的對象和內容，啟蒙者和救亡者也有一定的區別。啟蒙者往往主張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王國維曾說：“佛教之東，適值吾國思想凋敝之後，當此之時，學者見之，如饑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飲，擔簦訪道者，接武於蔥嶺之道，翻經譯論者，雲集於南北之都，自六朝至於唐室，而佛陀之教極千古之盛矣……自宋以後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滯略同於兩漢，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見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術界》，載《王國維文集（第三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頁。當時西方強國的確在學術思想方麵有明顯的優勢，所以啟蒙者把西洋之思想看作第二次佛教東來。我們還應當注意到，以西學啟蒙和以西學救亡是不一樣的，前者主張開放地學習西方的各種思想，後者隻聚焦於對救亡有幫助的內容。啟蒙本身是開放的，一般不反對向弱國學習，隻是落後國家往往都經曆了多年的閉關自守，可學的東西不是很多。救亡者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落後國家，而且隻集中學習他們的反抗和鬥爭。雖說救亡者的學習範圍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當時，他們的聲音遠遠比啟蒙者的聲音大。
利用文學進行思想啟蒙是一回事，文學本身的啟蒙又是另一回事。早在1907年周作人曾在《紅星佚史》譯文序言中指出：“世之現為文辭者，實不外學與文二事，學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責以盡，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說部者文之屬也。”周作人：《知堂序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6頁。所謂的“益智”就是利用文學進行啟蒙，但在周作人看來這隻是文學的外在目的。文學的內在目的是“移情”，隻要做到了這點，文學就盡了自身的責任。周作人看到了文學的自足的藝術空間，而不是視之為啟蒙的工具，這就是文學本身的啟蒙。
文學為什麼需要啟蒙呢？因為中國的文學常常缺乏獨立性。王國維曾這樣批評中國文學：“其有美術上之價值者，僅其寫自然之美之一方麵耳。甚至戲曲小說之純粹文學亦往往以懲勸為旨，其有純粹美術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貴，而加貶焉。”王國維：《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載《王國維文集（第三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頁。就是在20世紀初，也沒有太大的進步。他說：“又觀近數年之文學，亦不重文學自己之價值，而唯視為政治教育之手段，與哲學無異。”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術界》，載《王國維文集（第三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頁。鑒於這樣的情況，王國維積極主張文學本身的啟蒙，他在一生中雖然隻研究了幾位外國作家，但他們都是純粹的藝術大家，對文學啟蒙大有裨益。
在文學啟蒙的陣營中，除了王國維、周作人之外，施蟄存、梁實秋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當然，在利用文學進行思想啟蒙的陣營中，大多數人也為文學啟蒙作了不少貢獻。例如說，鄭振鐸也提倡過文學啟蒙，他說：“文學的研究著不得愛國主義的色彩，也著不得‘古是最好的’，‘現代是最好的’的偏見。”鄭振鐸：《文學大綱》，載《鄭振鐸全集（第十卷）》，山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頁。他還說：“我們應該隻問這是不是最好的，這是不是我們所最被感動的，是不是我們所最喜悅的，卻不應該去問這是不是古代的，是不是現代的，這是不是本國的，或是不是外國的，而因此生了一種歧視。”鄭振鐸：《文學大綱》，《載鄭振鐸全集》，山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頁。他的《文學大綱》就是以這種開放的胸襟寫出來的，首先關心的是文學性本身，但他也意識到，僅僅談文學啟蒙是不合時宜的。他曾帶著憂患意識說道：“純藝術的戲劇，決不是現在——尤其在中國——所應該演的。因為在現在的醜惡、黑暗的環境中，藝術是應該負一部分製造光明的責任的。”鄭振鐸：《光明運動的開始》，載《鄭振鐸全集（第三卷）》，山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頁。所以他更加關心的是利用文學進行啟蒙。
真正的藝術家首先把文學當作相對獨立的藝術。這種觀點走向極端的話，就是為藝術而藝術。但完全不管內容的藝術未必是好藝術，沒有了相應的內容，不見得會受大家的喜歡。瓦勒裏曾說：“詩歌涵義理，當如果實含養料；養身之物也，隻見為可口之物而已。食之者賞滋味之美，渾不省得滋補之力焉。”PaulValéry，“Littérature”，轉引自錢鍾書《談藝錄》，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335頁。中國古人也有很好的論述。鮑照的《舞鶴賦》描寫道：“眾變繁姿，參差洊密。煙交霧凝，若無毛質。”這裏的“若無毛質”指的是鶴的舞跳得很好，使人們隻見美麗的舞姿，而不覺得那是鶴的毛和身體在運動。可見好的文學應該像水果一樣，不但有滋味之美，還具滋補之力；也應該像鶴的舞蹈一樣，雖以毛質為材料，卻能將質料完全融於舞姿之中。所以理想的文學應當能夠將內容完全融化於藝術形式之中，不能隻重藝術形式，而忽視內容。
雖說好的藝術應當兩者兼重，但人的思想往往是片麵的，所以不同的學者之間難免陷入論戰。當時的主流是為人生而藝術，其核心內容在於啟蒙和救亡。這樣對待藝術當然有著重大的曆史意義，但從文學本身的角度來看，也有偏頗之處。為人生而藝術的聲音太大了，藝術就會被工具化，使持相反觀點的人遭到較大的壓抑。總體來看那個時代的外國文學研究功利主義比較明顯，文學本身的啟蒙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
啟蒙和救亡各有各的作用。救亡的作用非常明顯，能夠解決迫在眉睫的問題，但啟蒙的作用更為深刻和長遠。王國維曾說：“天下有最神聖、最尊貴而無與於當世之用者，哲學與美術是也。”王國維：《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載《王國維文集（第三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頁。啟蒙雖然不一定對解決眼下的問題有多大的作用，但深刻的思想和美妙的藝術可以塑造出整個民族的國魂。從這個角度來說，啟蒙是更為偉大的。雖說啟蒙和救亡都很重要，但救亡的作用直接而明顯，常常容易受到人的重視，而啟蒙的意義比較間接，往往被人們忽視。所以適當地強調一下啟蒙的意義是有必要的。
救亡的行動需要大無畏的犧牲精神，真正做到獨立思考也離不開英雄主義。陳寅恪在總結王國維的學術精神的時候說：“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陳寅恪：《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載《金明館叢稿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46頁。獨立的思想雖然沒有拋頭顱灑熱血那麼激動人心，但真正做到這點，需要一種先知般的眼光和勇氣。
這裏所討論的救亡和啟蒙涉及的各個方麵，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相互聯係的。同一個人或者團體，往往可能同時具備多方麵的特點，隻是各自的側重點不太一樣，我們不應該機械地把各方麵分開。
三自覺地奉行拿來主義
魯迅在《拿來主義》中很好地探討了他的研究方法。他把外國文化比作一幢大宅子，發現有三種不同的態度：保守主義的、崇洋媚外的和拿來主義的。保守主義者往往害怕新的東西，連進去都不敢，幹脆放一把火燒掉這個大宅子。另一種人是崇洋媚外的，不懂得批評，不知道怎樣擺脫糟粕，甚至大吸剩下的鴉片。“拿來主義者”完全不一樣，“他占有，挑選。看見魚翅，並不就拋在路上以顯其‘平民化’，隻要有養料，也和朋友們像蘿卜白菜一樣的吃掉，隻不用它來宴大賓；看見鴉片，也不當眾摔在毛廁裏，以見其徹底革命，隻送到藥房裏去……隻有煙槍和煙燈……確可以算是一種國粹……除了送一點進博物館之外，其餘的是大可以毀掉的了。還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請她們各自走散為是，要不然，‘拿來主義’怕未免有些危機”魯迅：《拿來主義》，載《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6-47頁。。魯迅戰略上以完全開放的胸襟對待外國的東西，反對閉關自守；在戰術上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甚至能夠把有害的東西變為有益的寶貝；對於少數真正無用的東西，他才會加以拒絕。這種做法“並非將自己變得適合於新事物，乃是將新事物變得適合於自己而已”魯迅：《華蓋集·補白》，載《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版，第107頁。。這樣的學習可以使自己不斷地強大起來，不會使自我迷失於外國學問之中。
當時的大學者肩負著救亡和啟蒙兩大任務，往往都能夠積極地拿來，而不是消極地學習。茅盾在研究外國文學時堅持“取精用宏，吸取他人的精萃化為自己的血肉；這樣才能創造劃時代的文學”茅盾：《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載《茅盾全集（第三十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151頁。。施蟄存認為，“對一些新的創作方法的運用既不能一味追求，也不可一概排斥，隻要有助於表現人物，加強主題，就可拿來為我所用，不過有一點不能忘卻，這就是別忘記自己是個中國人，是在寫反映中國國情的作品。如果在創作中單純追求某些外來的形式，這是沒出息的，要使作品有持久的生命力，需要的是認真吸取這種‘進口貨’中的精華，受其影響，又擺脫影響，隨後才能植根於中國的土壤中，創作出既創新又有民族特點的作品”施蟄存：《關於“現代派”一席話》，載《北山散文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678頁。。那時的文學界真是拿來成風，使失去生命力的中國文壇再次充滿生機。
自覺地拿來，對於自身文學和文化的建設具有巨大的意義。魯迅在談到《狂人日記》的創作時說：“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魯迅：《魯迅.南腔北調集·我怎樣做起小說來》，載《魯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版，第107頁。可見外國文學對於魯迅的創作的重要性。茅盾的創作也與他的外國文學修養相聯係。有學者曾這樣評價茅盾：“‘其局麵之宏大，思想之縝密’，猶如托爾斯泰和司各特；其色彩之瑰麗，文勢之奔放，又如梅特林克與大仲馬；其社會分析之深刻，編年史式的寫法，更如巴爾紮克。其他如左拉式的‘客觀描寫’，莫泊桑式的柔婉筆調，莫不看出他對外國文學吸收消化後在創造中所留下的痕跡。”李庶長：《以我為主，廣采博取——論茅盾對西方文學借鑒的經驗》，載《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2期。除了創作之外，拿來主義也給文學研究帶來了豐碩的成果。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人間詞話》等是中西結合的典範，差不多做到了天衣無縫，“幾若無崖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載《金明館叢稿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47頁。。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等都是引進西方文學觀之後取得的突出成就。魯迅曾說：“雖是西洋文明罷，我們能吸收時，就是西洋文明也變成我們自己的了。好像吃牛肉一樣，決不會吃了牛肉自己也即變成牛肉的。”魯迅：《關於知識階級》，載《編年體魯迅著作全集（第三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58頁。這些學者都是能夠把牛肉變為營養的高手，都寫出了有價值的著作。
拿來主義者在自覺地創造自己的文學的同時，也給世界文學添加了有價值的成果，可以起到送去的作用。知道如何拿來的人，最清楚什麼能夠送出去。魯迅曾說：“現在的文學也一樣，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即為別國所注意。打出世界去，即於中國之活動有利。”魯迅：《魯迅書信集·340419·致陳煙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可見拿來和送去是相輔相成的，拿來的高手也最有資格走向世界。魯迅、王國維等人在引進外國文學的同時，也是把中國文學推向世界的功臣。
但拿來也會造成一些問題。拿來的目的過於明顯，可能會失去全麵係統地研究外國文學的耐性，容易片麵地理解外國文學，甚至造成一些誤讀。魯迅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在萬難忍受的境遇裏，來試煉它們，不但剝去了表麵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來。而且還不肯爽利的處死，竭力要放它們活得長久。而這陀斯妥夫斯基，則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惱，和拷問官一同高興著似的……但我自己，卻常常想廢書不觀”魯迅：《陀斯妥夫斯基的事》，載《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版，第406頁。。魯迅可能覺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對他的創作和研究沒有直接的作用，所以就中途放棄了閱讀，但這樣的態度對於係統地掌握外國文學會造成一些不便。
不斷地拿來當然是好事，但洋學問不是軟軟的橡皮泥，使用得不好容易被外國學問（特別是西方的學問）所控製，陷入西方中心主義之中。例如說，茅盾在仔細研究西方文學的古典——浪漫——寫實——新浪漫的發展軌跡之後斷言，“中國的新文學一定要加入世界文學的路上，那麼，西洋文學進化途中所已演過的主義，我們也有演一過之必要”茅盾：《文學作品有主義與無主義的討論——複周讚襄》，載《茅盾全集（第十八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158頁。。他的這種結論是很草率的，中國文學沒有，也不會把西洋文學的各種主義重演一遍。可見“真理不是一種鑄成了的硬幣，可以現成地拿過來就用”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上卷，賀麟、王玖興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5頁。。我們在使用外國學問時應當非常小心，否則就難以走出來。
四具有世界文學的大視野
20世紀的許多浙江學者都懂得多門外語，如周作人精通英文、日文、希臘語、世界語，魯迅懂得英文、日文、德文，鬱達夫懂得英文、日文、德文、法文等。他們的外國文學研究不局限於某一國的文學，往往從整個世界文學的寶庫中選取感興趣的研究對象。根據朱忞的統計，魯迅曾翻譯了15個國家106位作家的200多種作品，“至於在他的創作中，包括小說、文藝理論、雜文、書信和日記中涉及的外國作家，那就更多了。筆者曾作過初步統計，共有25個國家和民族的478人之多”朱忞：《揀選、引進、融化——試談魯迅譯介外國文學的傑出貢獻》，載《紹興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2期。。魯迅的外國文學研究的麵之廣不是一般的人所能達到的。茅盾的外國文學研究也以全麵係統著稱。他曾說：“在當時，大家有這樣的想法，既要借鑒於西洋，就必須窮本溯源，不能嚐一臠而輒止。我從前治中國文學，就曾窮本溯源一番過來，現在既把線裝書束之高閣了，轉而借鑒於歐洲，自當從希臘、羅馬開始，橫貫十九世紀，直到‘世紀末’……因而也給我一個機會對十九世紀以前的歐洲文學作一番係統的研究。這就是我當時從事於希臘神話、北歐神話之研究的原因，從事於希臘、羅馬文學之研究，從事於騎士文學的研究，從事於文藝複興時代文藝之研究的原因。”茅盾：《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第150頁。可見茅盾的外國研究不是零零星星的，而是從古到今的係統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研究外國文學之前還把中國文學係統地研究了一遍，把古今中外都打通了。隻有這樣才能像魯迅所說的那樣，“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複古，別立新宗”魯迅：《文化偏至論》，載《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版，第53頁。。別的學者，如周作人、梁實秋等也都具有這樣的能力。
鄭振鐸的外國文學研究很有特色，他主張把世界文學統一起來加以研究，並提出了文學統一觀。所謂的文學統一觀就是“以文學為一個整體，為一個獨立的研究的對象，通時與地與人與種類一以貫之，而作徹底的全部的研究的”鄭振鐸：《文學的統一觀》，載《鄭振鐸全集（第十五卷）》，山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138頁。。他發現，“以前的文學研究都是片斷的，局部的；知道一個人的文學，卻不知道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知道一個時代的文學，卻不知道他的前麵的來源和後來的結果；知道一個地方的文學，卻不知道他與別的地方的關係，他所影響於人的，或是他所受於人的影響；知道一種的文學卻不知道別的文學的詳細”鄭振鐸：《文學的統一觀》，第139頁。。他的《文學大綱》是世界文學研究的典範，不僅盡量把豐富多彩的世界文學包括進來，而且注重縱向的前因後果和橫向的比較，使世界文學成了真正的有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