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塔盧尼亞地區，情況有所不同。1977年民主選舉議會以後，恢複了卡塔盧尼亞議會和自治政府。在可能範圍內，人們取消了佛朗哥主義統治下產生的地方組織，尤其是1989年巴塞羅那的都市行會。該行會創建於1974年,覆蓋27個城鎮涉及320萬居民，在提供服務（水，衛生，交通，等等)和城市規劃方麵享有職權。時至今日自治政府還沒有健全所有的替換機構，尤其是住房和城市規劃方麵的機構。1992年在巴塞羅那大市區還沒有負責住房問題的議員。每個市政府隻設住房信息辦公室。
真正的問題是職權和權限問題。國家，自治共同體和市政府之間在住房負擔和職能的分配上，還不能完全令人滿意。除了議會1991年表決通過的加快建房速度，增加租賃住房數量的計劃以外，中央政府幾乎不參與住房方麵的事務。但它卻征收近60%的稅收。換言之，西班牙的地方自治隻是一種政治上的自治，而並非財政上的自治。市政府巨大的財政赤字幾乎促使它們不能采取任何有利於住房的措施。10年來,卡塔盧尼亞的住房增長量為，每4戶居民每年增加48套，但是隻有1套住戶位於巴塞羅那的城區，而那裏卻集中了幾乎500(400多萬居民）。1990—1992年，卡塔盧尼亞修建的社會住房隻占各類住房的727。，並且隻有5外分布在巴塞羅那及其近郊。然而在卡塔盧尼亞，35家庭的收入低於各行業最低工資的%。政府當局估計1991一1995年期間，新房的需求量為18萬套。國家的四年計劃打算援建其中的57420萬套。與此同時，卡塔盧尼亞議會和中央政府還應當參與修繕有結構性毛病的4萬套住房，如劣質施工，因使用含釩土的水泥屋梁而造成的拫害，尤其是1950—1970年間所建造的大樓，等等。
1993年，國家計劃執行情況表明，用於鼓勵“規定價格住房”(其價格比受政府保護的社會住房高25%）的援助款已經大量花掉了。與此相反,用於普通社會住房的援助款卻幾乎沒有動用，因為建造普通社會住房對私營推銷商沒有吸引力。
因此，省議會的公共部門和各市政府，盡管有財政赤字，也不得不進行幹預。由國家援助的社會住房呈160“多邊形”分布：為數最多的住庚分布在巴塞羅那的周圍，尤其是西於塔巴迪亞城，5300套住房；聖羅克（巴達羅那），3000套住房；聖考斯梅(埃爾“普拉特、2400套住房。
市政府通過混合性質的市屬企業，或通過同工會合作社進行合作的方式發揮其作用。比如位於巴塞羅那二環上的薩巴德爾鎮，10年修建了5000套住房。在大城區，社會主義工會和前共產主義工會，越來越多地鼓勵社會住房。在私人或公共實體（比如公共銀行)的支持下，它們為建造社會住房和成立合作社提供方便。因此開始產生了一些由工會組成並由工會支持的真正的住房股份有限公司。但是在私人交往中,擔心直接效益會經常勝過對社會效益的考慮。對於奧林匹克城，人們選擇了私人經銷和私人交易的方式，雖然原本可以抓住時機，使這一活動具有社會性質。今天巴塞羅那大市區居民已達300多萬，人口已經飽和。在貧民區，人口的增長似乎控製失策。家庭的數目在增加，而住房損壞的速度也很快。1950年到1970年間所建住房的問題比以前更為嚴重。語言衝突，如卡塔盧尼亞人和安達盧西亞人之間的語言衝突，和新移民的壓力（為修建奧運會工程而招來的摩洛哥人，南美洲人，非洲人，做家務勞動的菲律賓婦女……），使這一都市地帶的分離現象更為突出。1992年卡塔盧尼亞的外國人占8。1992年的奧運會幾乎未能使那些正處於社會邊緣化的地區與社會融為一體。與此相反，重新奪回城市中心和治理迪亞高納爾地帶以及瓦爾德布隆的目標倒是達到了。(四）在比利時，全麵實行地區化，但是建房貸款卻數量下降在比利時，1990年以來，社會住房一直由各地區經營管理，但卻遭到信貸急劇縮減的威脅。1986年，2/3的主要住宅(布魯塞爾地區有46萬套，佛朗德勒有200萬套，瓦羅尼亞有120萬套)幾乎都是自住房。1950年以來，房產主的人數一直在增加。由於有了多種類型的住房援助，到處都在鼓勵購買社會住房，援助類型根據收入多寡和所需負擔子女的人數而有所調整。
租賃住房分私人部分（占住房總數的29%）和社會住房部分。這兩種住房都由公共服務房地產公司在本城鎮範圍之內修建,管理。而公共服務房地產公司則由地區住宅協會管理。1990年，大約有270個公司經營了254萬套社會租賃住房。
在布魯塞爾地區8的住房是公共社會住房，但在安代爾萊奇，公共社會住房卻占20%，可謂極其特殊。在這一地區,布魯塞爾地區住宅公司已經接替了全國住宅公司。地區住宅政策也發生了變化，人們為居民返回市中心提供方便條件，並且大力開展修繕現有住房的工作，希望能穩定住戶。1992年在35家公司的支持下，布魯塞爾地區住宅公司參與了7萬套社會住房工程,這些公司的性質與法國低租金住房股份有限公司的性質相似。“安代爾萊奇之家”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係安代爾萊奇市市長，該公司在這一地區經營有4500套住房。
與推行出售社會租賃住房政策的瓦羅尼亞相反，布魯塞爾地區通過了一項延期付款法規，禁止被認可的公司出售社會住房。
作為結論，回顧這一點並非無益。因國而異，歐洲各國居民參與管理社會住房的方式是何等不同！地方性的聯合運動在英國和比利時十分活躍。通過工會和合作機構，聯合運動在卡塔盧尼亞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在法國，盡管運動也在正常發展，但仍然顯得脆弱。
在伊斯蘭通，95個聯合會都與“四鄰”住房部門的當選者及其負責人保持直接聯係。好幾個住戶聯合會直接管理一些租賃居民點（“房地產管理委員會”），並且以“地區管理”或以相近的形式雇傭一些居民維修公用部分。每個聯合會都在製定計劃的市鎮委員會裏擁有發言權。此外，地區委員會和聯合會都承認文化少數派是單獨的談判對象。在伊斯蘭通，31個“種族”共同體聚集了全鎮25%的人口，他們按製度規定選出代表。市政府工作人員本身就包括20%的少數民族代表。
在安代爾萊奇，在最困難的地區,職業活動分子起著最基本的作用：他們受到深深紮根於聯合會機構中的居民的支持。
在這方麵,法國總是縮在後麵,總是避免在政治辯論中涉及少數民族和種族代表的問題。但是與此同時，房客聯合會卻因其微弱的代表性遭到異議。忠實於民族同化和世界性的共和傳統，法國人拒絕“共同體”原則。種族聯合會在住房問題上起著次要的作用，他們必須信賴一些設有自已代表的分房委員會。此外，地區在市鎮代表製中不受重視，因為，即使在實際工作中事情已經開始發生變化，在製度上也沒有“地區當選人”。
為了取信於居民，為了讓他們購買政策中規定的公共住房，尚有大量工作待完成。（張永昭譯劉漢玉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