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鴻相信隻有人民能夠拯救祖國於危亡，而藝術該是人民事業的一部分。他決意把自己的藝術獻給人民，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做出貢獻。在日本帝國主義全麵入侵中國前夕，一些國民黨的官僚準備投降，民族危機迫在眉睫，徐悲鴻曆盡千辛萬苦創作了《田橫五百士》和《徯我後》。有人問徐悲鴻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為什麼還能有這樣大的毅力畫完這樣大的創作？他回答：主要是田橫高風亮節的精神激動著他，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激怒了他，中國人的自尊心促使著他，藝術家的誠心鼓勵著他，所以他才能在十分艱難的情況下畫完這樣的大幅作品。
徐悲鴻的畫構圖新穎，筆勢剛健，意境雄渾之中略帶沉鬱，表現了抗戰必勝的堅強信念，寄托了作者對新理想環境的渴望追求，不愧為一代名師。馮法祀在《我的老師徐悲鴻》一文中說：“周總理在一次出國畫展的預展中，沒有看到徐悲鴻的《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便問道：‘為什麼沒有那幅畫？那是一幅反映時代脈搏的畫，它很能代表當時重慶的政治氣氛。’周總理在看徐悲鴻遺作展覽時，曾感慨地說：‘悲鴻的畫是和政治緊密相連的。’”
寧死槍下不為敵偽唱
義務戲的程硯秋
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誌。
——王勃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畔槍炮齊鳴，中國軍隊奮起抵抗日軍的挑釁和進逼，抗日戰爭的炮火打響了。由於政府準備不充分，華北地區雖部署有不少中國軍隊，但倉皇應戰，除少數部隊的官兵拚命抵抗外，多數一觸即潰，拔腿南逃，華北大片國土，包括文化古城北平，很快陷入敵手。
“七七事變”時，程硯秋正在山西太原公演。前10天的演出，每日悲劇、喜劇交替上演，反應極好。演出到第9天，事變消息傳來。劇團成員的家小都在北平，北平周圍炮火連天，大家怎麼不心急如焚？戲無法唱下去了，立時輟演，同仁們也包括程硯秋都歸心似箭。由於戰爭，平漢鐵路已斷，火車不通，程硯秋等被困在了山西，經朋友幫忙，弄到汽車，他們乘汽車去大同，再換平綏路火車，走走停停，才輾轉回到北平。
程硯秋滯留山西的消息，傳到延安，引起周恩來的關注。周恩來早年看過程不少戲，對他的藝術和為人十分欽敬，聞此曾派人去山西，打算先把程等暫時接到延安再做安頓。人到山西，程硯秋已乘汽車北上了。如果當時程硯秋真被接到延安住上一段日子，直接接觸了共產黨，那也許他的後半生曆史將是另一種樣子。
程硯秋輾轉回到北平，等待著他的卻是一座被日本軍國主義占領毫無生氣的死城。不少商店上著門板，街上路靜人稀，日本兵把守著各城門檢查行人，就像電視連續劇《四世同堂》中所描述的那個樣子。日本兵的刺刀、皮靴，深深地刺傷了程硯秋的心。
故都淪陷，人心不安，很多劇團難於演出；就是演出，觀眾也寥寥無幾。亡國奴的威脅，使人們惴惴不安，哪有心腸去看戲？靠吃“開口飯”的戲曲藝人，生活上陷入了危機。
日本軍侵占北平後，急於粉飾太平裝點門麵，恢複“歌舞升平”的局麵，遂找梨園公會，脅迫他們組織京劇名角聯合唱義務戲，名義是“支援皇軍，捐獻飛機”。
北京（日軍侵占後又複此名）夙有唱合作義務戲的傳統。一定時期就有以“賑災”、“救濟貧困”等名義的義務戲，很多名角各呈佳劇薈萃一堂的大合作，往往轟動九城，名宦巨賈各界士媛爭相觀看，票價再高也在所不惜。因為義務戲實在是難得的一次集中欣賞京劇最佳表演之良機。所以，北京一有大義務戲，就成了各報章的重要新聞，采訪特寫，渲染誇張。愛好京劇的古城觀眾，即使看不上戲，也爭相閱讀報道，談論時眉飛色舞、樂此不疲。
日本人和一些依附日本人的民族敗類，看中了北京人的心理，想用辦大義務戲的方法，繁榮市麵穩定人心。還有，以“捐獻飛機”為名，那唱戲的和聽戲的豈不都是“效忠皇軍”的良善子民？
當時梅蘭芳早已南遷不在北京，楊小樓以年老多病為托詞，日本人一進城就謝絕舞台，於1938年陰曆正月十五病故。在旦角中，以程硯秋聲名最盛，所以這場義務戲一定要讓程硯秋出台。
在高壓下，許多京劇名演員對這場義務戲不敢不唱，硬著頭皮答應。梨園公會的找程硯秋商量，卻碰了個大釘子。
這天，程硯秋正在什錦花園家中悶坐。“秋聲社”的經理人吳富琴、高登甲陪著梨園公會的人來拜望程硯秋。梨園公會是京劇伶人自己的組織，辦事人也是同行熟人。雙方客氣寒暄落座獻茶。大家都知道程硯秋一向剛正不阿、寧折不彎的性格，可事情又不能不和盤托出，於是來人囁嚅地說：“四爺，您看有這麼件事，還得請您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