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七章 20世紀湖南音樂人才群體的個性特征及其局限(3)(2 / 3)

又有人稱黎錦暉為“中國兒童歌舞劇之父”。他創作的歌舞劇《麻雀與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小羊救母》,和兒童歌舞表演曲《好朋友來了》、《三個小寶貝》、《誰和我玩》、《可憐的秋香》等,在當時的兒童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他1928年編劇並作曲的《小小畫家》,則被認為是“20世紀中國歌劇的濫觴”。黎錦暉為20世紀的中國現代流行音樂開創了所有的路途,他是引導中國音樂完成現代化轉變最重要的奠基人。

歌劇創作方麵:最為重要的是兒童歌舞和兒童歌舞劇的祖師爺黎錦暉。

20世紀中國歌劇創作的拓荒者是黎錦暉,他創作了兒童歌舞劇《麻雀與小孩》《小小畫家》等共12部,在當時的中國曾產生了巨大影響,並為中國歌劇創作開了先河。1934年田漢和聶耳推出《揚子江暴風雨》,這種“話劇加唱”的做法後來也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歌劇結構形式。從30年代中期起,上海、重慶一些湖南作曲家在創造民族歌劇方麵作了不同方式的探索,上海出現了張昊1939年創作的《上海之歌》,重慶出現了黃源洛的《秋子》,在延安也出現了向隅等作曲的《農村曲》。大多借鑒西洋大歌劇的創作經驗,力圖解決音樂戲劇化問題。在這些作品中,成就較高、影響最大者,當數黃源洛的《秋子》。不久,有張庚組織的在延安秧歌運動基礎上產生的秧歌劇《兄妹開荒》(安波作曲)、《夫妻識字》(馬可作曲)這種載歌載舞、新穎活潑的廣場歌舞劇形式,改變了中國歌劇藝術的發展方向並且直接孕育著大型歌劇《白毛女》(馬可、向隅等作曲)的誕生。向隅參與創作的《白毛女》在我國歌劇史上是一座裏程碑式的作品,它標誌著中國歌劇終於尋找到了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形成了自身鮮明的美學品格。為“第一次歌劇高潮”的出現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17年中,我國歌劇創作在創作思維上所形成幾種不同的方式,都是以早期湖南音樂家的代表作作為參照的。一種是以民間歌舞劇、小調劇或黎氏兒壹歌舞劇作為參照係,創作新型歌舞劇,產生了後來的代表作《劉三姐》;一種以傳統的借鑒西洋大歌劇黃源洛的《秋子》為參照係,代表作有石夫,一種是以滿江作曲的《阿依古麗》;一種是以向隅等參與的《白毛女》創作經驗為參照係,在觀念和手法堅持以內容需要為一切藝術構思的出發點,既不受製於、也不拒絕任何一種手法,隻要內容需要,可以兼取西洋歌劇手法、板腔手法或話劇加唱手法。

到了新時期,由於歌劇生存環境的變化和藝術觀念、歌劇趣味的發展,歌劇創作出現了明顯的兩極分化的趨勢:一種是雅化趨勢,即沿著嚴肅大歌劇的方向繼續深入開掘,把歌劇綜合美感在更高審美層次達到整合均衡作為主要的藝術探索目標。這種探索的成果有劉振球作曲的《安重根》、馮伯銘編劇、徐占海等作曲《蒼原》、石夫曲《阿美姑娘》等作品。其思想性、藝術性和歌劇綜合美的層次,可視為新時期嚴肅大歌劇創作的高峰之作。另一種是俗化趨勢,即把美國百老彙音樂劇作為參照係,探索在中國發展我們自己的通俗音樂劇的途徑。這方麵最早的成果是20世紀80年代初的《我們現代的年輕人》(劉振球曲)。有意義的是這兩種歌劇發展趨勢的代表性音樂家都是湖南音樂家。

器樂創作方麵:賀綠汀第一次讓世界了解了中國音樂和中國的鋼琴曲。賀綠汀1934年參加俄國著名作曲家齊爾品在上海舉辦的“征求有中國風味的鋼琴曲”比賽。賀綠汀寫了3首鋼琴曲應征,以《牧童短笛》榮膺頭獎,《搖籃曲》獲得名譽二等獎。當時上海各大報紙報道了此次授獎盛況。中國樂壇第一次知道了賀綠汀這個名字。《牧童短笛》獲獎使他一舉成名,聲震樂壇。他在中國近代音樂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牧童短笛》這首動聽的富有濃厚中國江南風格的鋼琴小品,“以它鮮明的中國民族個性”,弛名中外。楊善樂1950年在上海音樂學院創作了中國第一首專為小提琴創作的民族化獨奏曲《夏夜》。改寫了西洋樂器小提琴一統西洋作品的曆史,成為了中國小提琴獨奏曲的創始人。《夏夜》作為我國第一首專為小提琴創作的民族化獨奏曲,在我國音樂創作史上,應該占有一席之地。《夏夜》根植於我國民族民間音樂的土壤中,積極地在漢族民歌中汲取充足的養料,並將民間樂器大筒的演奏特征移植到小提琴上,大量運用了富有民族音樂韻味的裝飾音和民間器樂曲的旋律發展手法,運用了我國民間音樂中調性,調式的輕換手法與民族化的和聲處理,對小提琴音樂的民族化進行了開拓性的探索。在我國小提琴音樂民族化的過程中,《夏夜》具有奠基的作用,對後來我國小提琴音樂民族化的創作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上海音樂學院著名音樂理論家譚若冰教授曾說:“在小提琴音樂民族化的進程中,《梁祝小提琴協奏曲》的產生,是《夏夜》的繼續和發展。”世界音樂大師譚盾,以交響曲《離騷》、第一弦樂四重奏《風·雅·頌》獲國際作曲獎,名聲鵲起。他的許多作品,因技法的探索性和風格的新穎而受到人們的關注。他的一係列創作實踐活動,對20世紀80年代初、中期的中國專業音樂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民族器樂的表現形態等方麵的探索,具有開拓的意義。在民族器樂的傳統結構、語言和組合形式的突破,電子合成器與昆曲的結合以及個人作品音樂會的舉行都具有開創性。而在這些方麵,對於中國樂壇經曆了文革摧殘以後,在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社會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作曲家來說,他極具有代表性。

革命音樂和電影音樂方麵:周揚、田漢是革命音樂的發起者和領導者。田漢、呂驥、賀綠汀是電影音樂的創始人。田漢直接領導的左翼音樂小組是左翼音樂運動的領導者。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其機關刊物曾連續發表有關音樂評論的文章,介紹蘇聯革命音樂和馬克思主義的音樂觀,號召音樂家們要創作出能為工農大眾接受的“新興的音樂”。1934年春正式組成了由田漢領導的“左翼戲劇家聯盟音樂小組”,參加者中有張曙、安娥、呂驥等湖南音樂家。當時還有一些音樂家如賀綠汀等人,雖未參加組織,但在創作的指導思想上,已自覺或不自覺地與“左聯”的方針相一致。這些音樂家成為了革命音樂傳統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