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音樂運動的有力推動，促進和加速了音樂的大眾化
20世紀在音樂大眾化的推動方麵所付出的努力是中國自古以來從未有過的。更具意義的是推動中國20世紀音樂大眾化重要人物均為湖南籍音樂家。“新音樂萌芽時期”、“新音樂運動時期”、“新音樂民族化時期”、“新音樂變異時期”、“新音樂大眾化”都是以音樂大眾化為宗旨和前提的。萌芽時期的黎錦暉獨創的口語化的音樂語言和形式；運動時期田漢、呂驥、賀綠汀等人倡導發起的大眾歌詠運動；民族化時期呂驥倡導的民族音樂的采集運動；變異時期的文化下移運動；大眾化時期黨的百花齊放政策下的音樂回歸運動等等，都是音樂大眾化的具體實踐。
特別是毛澤東文化藝術大眾化的文藝思想，作為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最根本和核心內容，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指引著文藝發展的前進方向。
毛澤東一貫重視文藝的通俗化、大眾化。他號召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主張“普及與提高相結合”；他還特地提出：“無論文藝的任何部門，包括詩歌在內，我覺得應是適合大眾需要的才是好的。”文藝大眾化觀點是毛澤東關於文藝來源、文藝任務、文藝工作方法等思想的概括。他基於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群眾觀，明確指出人類精神文化根源於人民群眾的生活實踐，文藝的基本任務就是為社會大眾服務，要真正實現和完成文藝任務就必須實現文藝大眾化。他指出：“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堅持文化藝術起源上的實踐觀和群眾觀，才能堅持文藝的正確方向，才能堅持文藝工作的正確立場和態度。
文藝源於大眾決定了文藝必須為大眾服務，隻有真正做到了文藝為大眾服務，文藝才能得到真正實現。毛澤東從世界觀、價值觀的高度明確指出“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強調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產生和發展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就是“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而非為“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文藝要真正做到為社會大眾服務，就必須實現大眾化。文藝大眾化，在毛澤東看來，“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在此基礎上，“去接近工農兵群眾，去參加工農兵群眾的實際鬥爭，去表現工農兵群眾，去教育工農兵群眾”，創作出既適應大眾需要又能提高大眾素質的文藝作品。
文藝的大眾化在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後的抗日根據地解放區開始得到真正的普遍實現，推動了文藝界整風運動，推動了各抗日根據地文藝運動的發展，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音樂運動。特別是以魯迅藝術學院音樂係主任呂驥為主要組織者的“民歌研究會”，深入民間，進行民間音樂的采集與研究和活動。並把它與音樂創作實踐和‘喚起民眾，團結抗日’的社會政治運動結合起來，創作出一種新的大眾喜聞樂見的音樂。其間1939年5月出版了由呂驥記錄的《綏遠民歌集》（計50餘首）；1942年11月出版《民間音樂研究》；油印10種民間音樂研究資料叢刊；煥之編1943年5月《秧歌集》；煥之、李元慶、杜矢甲、唐榮枚等1945年2月編《陝甘寧邊區民歌第一集》等幾十部民間音樂成果。當年上海的“左聯”、國統區的音樂界抗日救亡的號角，在黃土高原的溝壑得到了真正的回響。“民歌記錄，影響很大，馬思聰一接到陝北民歌集後，馬上作曲，如《塞外舞曲》、《思鄉曲》等”。此外，還有《兄妹開荒》、《擁軍花鼓》、《十二把鐮刀》、《翻身道情》、《夫妻識字》、《黃河大合唱》等等，不僅極大地鼓舞了抗戰將士，並且以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謳歌了邊區軍民的抗日生產熱情。就是這樣，廣大的文藝工作者按照講話的精神，堅持文藝為人民大眾、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創作出了一大批適應抗戰需要、深受廣大群眾歡迎的優秀文藝作品。還比如，戲劇方麵魯藝的大型新歌劇《白毛女》，以及1943年春節開始的“新秧歌”運動中的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開荒》等等。
救亡時期解放區、上海“左聯”、國統區聯動的音樂運動，不僅在中國新音樂的創作實踐層麵是中國音樂史的一個轉折，更具曆史意義的是音樂運動的有力推動，促進和加速了音樂的大眾化。
二、時代性與使命感並重，革命音樂的開路先鋒
田漢同誌是一位傑出的音樂領導人。在他領導下的“左翼聯盟”音樂小組張數、呂驥、安娥、聶耳和後來的賀綠汀等音樂家是革命音樂的開創者。
作為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曾經分管過音樂的夏衍同誌在《懶尋舊夢錄》中說：“這一領域和這個小組，主要是田漢開拓和領導的。”音樂小組最初的成員有聶耳、呂驥、任光、安娥、張曙等同誌。田漢同誌幾乎每次會議都參加這個小組的活動。之後，在黨的領導下，“又組織了蘇聯之友社音樂小組、歌曲研究會，不久民眾歌詠會和業餘合唱團等群眾歌詠團體相繼成立了。”更多的同誌參加了這一行列。在田漢同誌的領導和參與下，一批和時代緊密結合、反映廣大人民心聲、既易懂易唱而又充滿蓬勃朝氣和樂觀精神的歌曲產生了。它們不但對於鼓舞群眾的革命鬥誌和抗日熱情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開創了一代新的樂風，形成了以聶耳、冼星海為代表的革命音樂的優秀傳統。這是我國音樂創作的一次質的飛躍，在我國的詩歌史和音樂史上寫下濃重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