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音樂家是創立革命音樂和革命文藝團體的主要骨幹力量。20世紀30年代初，許多革命文藝工作者到了上海，於1930年3月2日，正式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繼而又成立了“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等8個左翼文化組織。10月，“左翼文化工作者總同盟”成立，上海成為革命音樂文化的搖籃。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抗日救亡運動蓬勃開展，掀起了救亡歌詠活動的高潮，上海又成為抗日音樂文化的橋頭堡。那時，成立有許多革命音樂組織和上百個歌詠團體。如1933年成立的“蘇聯之友社”音樂小組和“中國新興音樂研究會”，其中湖南音樂家有安娥、張曙等。1934年春，“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音樂小組”成立，其中又有田漢、安娥、張曙、呂驥等。1935年2月，由愛國群眾自發組織的“民眾歌詠會”是抗日救亡運動中最早出現和影響較大的抗日救亡歌詠團體。主持者是青年會幹事劉良模。劉曾於1936年6月7日在西門公共體育場舉行的第三次歌詠大會上，指揮700多名會員和5000多名群眾高唱聶耳創作的《義勇軍進行曲》等抗日歌曲，歌聲激蕩，群情激憤引起轟動，大大鼓舞了人民的抗日鬥誌。1935年6月，由呂驥主持的在“左聯戲劇家聯盟音樂小組”領導下的“業餘合唱團”成立，最初成員有沙梅、盛家倫、崔嵬、丁裏、塞克等左翼音樂工作者和音樂愛好者20餘人。後來麥新、孫慎、孟波、周鋼鳴、吉聯抗等相繼加入，冼星海、張曙都擔任過指揮。1936年初，“詞曲作者聯誼會”成立，參加的作曲家有呂驥、賀綠汀、周巍峙、孫慎、張曙、任光、冼星海、麥新、沙梅、江定仙、劉雪庵等，詞作家有施誼、安娥等。該會成立的目的在於促進群眾歌曲的創作，為群眾提供演唱材料。後來呂驥、麥新等還組織過另一個人數不多的“歌曲研究會”。
在田漢同誌的帶動下，一批詩人如安娥、塞克、施誼、周鋼鳴、許幸之、陳之展、關露、柳倩、任鈞、光未然、俯拾等紛紛加入歌詞創作行列。在他們和作曲家的共同合作下，大量的新的群眾歌曲產生了，這就為後來蓬勃興起、遍及全國的群眾救亡歌詠運動準備了豐富的演唱材料，並推動了這一運動的發展。從而對於鼓舞廣大人民的抗日熱情和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心，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田漢同誌的那些優秀歌詞創作，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是中國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
第五節民族音樂的傳播，確立了中國音樂在世界語境中的話語權
一、在繼承中超越，在超越中創新
20世紀湖南音樂人才群體是文化的產物。整體上，他們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為主體的儒家文化氛圍中完成其係統教育的。作為湖南人，他們身上始終流淌著湖湘文化的文化血脈。湖湘文化的兼收並蓄本質精神，使他們對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不是全盤繼承，而是擇長而用，取其能夠超越時代的精華。在這個音樂人才群體的身上，既可以看到原始儒學文化的底蘊；又可以捕捉到宋代新儒學程朱理學的影子；既可以找到楚文化的遺風；又可以發現西學東方的痕跡；既可以探尋到中西現代文化的足跡；又可以看到新文化運動的印跡。
首先應該是詞作大家田漢。他是20世紀30年代前期左翼劇聯音樂小組的領導人，音樂文學的引路人和裏程碑。他寫作了大量的詩、詞、歌曲，僅《田漢詩選》中選輯的就有近500首。他的作品具有鮮明的時代感，顯示了時代進步的軌跡，也富有熾烈的戰鬥熱情和革命浪漫主義精神，對革命音樂的開創和發展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特別是田漢同誌在領導音樂小組的同時，帶頭創作了許多優秀的歌詞，這些歌詞起著示範的作用，也給予作曲者以有益的啟迪。用這些歌詞譜成的曲子，如聶耳作曲的《前進歌》、《畢業歌》、《告別南洋》、《慰勞歌》、《梅娘曲》、《打長江》、《義勇軍進行曲》等；冼星海作曲的《救國進行曲》、《茫茫的西伯利亞》、《莫提起》、《青年進行曲》、《夜半歌聲》、《熱血》、《黃河之戀》等；張曙作曲的《築堤歌》、《洪波曲》、《征夫別》、《趕豺狼》、《日落西山》、編曲的《蘆溝問答》等；任光作曲的《采菱歌》、《不害怕進行曲》等；賀綠汀作曲的《勝利進行曲》、《墾春泥》、編曲的《四季歌》、《天涯歌女》等，都為廣大群眾所喜愛和傳唱。一個歌詞作家有如此眾多的作品經作曲家合作之後在全國範圍內廣泛傳唱並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這在中國音樂史上是空前的。當然這同歌曲本身在思想性和藝術性的某種程度的完美結合，特別是在內容上和時代的緊密結合，從而成為時代的最強音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