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沒有什麼比以身作則是更好的教育方式。以身作則能夠使人不由地效仿，也隻有以身作則，才能逼出人類劣根性之毒，比如貪婪、奢侈等。
2.以做官發財為可恥
曾國藩不僅勤於政事，還為官廉潔。對於錢財二字並不很看重，一生崇尚節儉。曾國藩從30歲起，就立誓不依靠做官發財。
不輕易接受別人的贈饋贈
1849年，曾國藩在給弟弟的信中這樣說道：“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
以官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神明鑒臨，予不食言！”
曾國藩不僅用這些話來激勵家人，自己也身體力行，說到做到。在為官期間，他為人低調，很少參加盡量避免官場上那些無謂的應酬，同時，對於別人的饋贈他總是堅持自己做人的原則，從不輕易接受饋贈。
當時在朝廷做官從不輕易接受別人的饋贈財物。清朝官員薪金十分有限，接受別人的饋贈似乎已成為是一種不成文的慣例，每個人對此都心中有數。據說紀曉嵐在擔任侍郎的時候花錢如流水揮霍無度，隻能依靠他人的饋贈才能過年。一次，過年時有人忘記給去紀曉嵐送禮，紀曉嵐就主動上門索要登門強索，一時在京師朝野成為人們的笑料被傳為笑談。在當時，饋贈的對象在京內為戶部尚書及肥缺部門的首長，在京外的對象是督撫和鹽使關稅首長等。曾國藩十分理性，他將這種饋贈稱之為“釣餌”，升官後必須要加倍“奉還”，不貪汙受賄又怎麼能還得起呢？自然是還不起的。
由於上述原因，曾國藩概不接受饋贈。所以他在擔任侍郎的時候，僅靠一年400兩白銀的俸祿勉強維持生活，節儉度日。後來，盡管曾國藩做了總督巡撫，仍然不改初衷，所穿的衣服比在京城時還要儉樸。他說：“從冬至夏，常有十幾萬敵軍環繞在祁門的前後左右，幾乎沒有一天不打仗，幾乎沒有一路不梗阻。白天沒有美食，夜晚常做惡夢。軍餉拖欠達五六個月之久，士兵的生活異常艱苦，我實在不忍心一個人過富裕的日子。所以近年來我不敢往家裏多寄銀錢，也不敢給宗族鄉黨一些潤澤，這並不是虛偽矯情，一則是因為我親眼看到士兵窮窘異常，二則是想到從高祖父、曾祖父以來，我家世代寒素，我雖然享受了祖上的蔭德，但我不想享受過多，以便為自己存惜福之心，為家族留不盡之澤。”
曾國藩生在湖南山間，自幼勞苦，極易受到金錢的誘惑，然而他卻能淡然麵對，不用職權為自己、為子孫謀取暴利，這是常人難以做到的，這種毅力和識見，實在是不容易的。
為官清廉藩的曾國藩
曾國藩意識到，人的一生淡泊名利必將得到心靈最大的自由。他曾送給沅弟一枚印章，被稱為“勞謙君子”，它的意思就是，對處於名利場中的人，要像農人那樣費心耕種，像商人那樣努力追求財富，像撐船的篙工在河灘上奮勇搏擊，要從辛苦勞作中把淡泊體現出來。
在為人處世的過程中，保留淡泊的心誌。即在忘我勞作中達到淡泊。
中年時期，曾國藩位居高官，家人並非因他而富足。在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曾國藩曾寫信給兒子紀鴻，他說“我雖位居將相，但所有衣物，不值三百兩銀子。願你們能維持儉樸的作風，也是珍惜幸福的方法。”鹹豐八年五月初五日曾國藩寫給其弟一封信，尤為懇切地說道：“我在外麵做官沒往家中寄去銀兩，實在是因為在出仕之初，默立下此誓言。”他又在發給州縣的信裏，用“不要錢，不怕死”表明誌向，“我不想破壞自己的誌向。但是父親在家，貧困窘迫，設法生活，我至今都感到痛心”。
曾國藩為官清廉，在軍中享受甚少，的確能做到大公無私，以國家利益為重。與曆代那些貪圖享受，公飽私囊，注重個人生活舒適和享受的人相比，曾國藩不知要高尚多少倍。
3.久居高位，曆練品格
凡是做官的人，尤其是做高官的人，都希望自己有一個好的結局。然而，諸多時候卻往往事與願違。那麼怎樣才能保證自己有一個好結局呢？曾國藩有自己身居高位的體驗，他認為，在平時就要領會高位之道，自戒弊端。隻有這樣，才能防止高官之敗。
視自身修為為
曾國藩幼時飽讀詩書，深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熏陶、浸染，後又經過嚴格的科舉選拔，終成一代封建知識分子的典範。也正是由於此，曾國藩看重儒學，儒學中言“修身、治國、平天下”成為人一生追求的理想。曾國藩還將其視為自身為人處世的行為準則。
在曾國藩看來，宋明之後，封建正統士大夫通常把修身治國、平天下置於兩個對立麵，相互割裂開來，強調各自的重要性，最後，不但使治國平天下缺乏精神依靠和宏偉目標，反而導致其無法完成拯救世大業；即使滿腹經綸，也不能為天下人辦實事。這樣就把“傳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