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好聽的話誰都愛聽，那不好聽的話呢，總不能就不說了吧！話總要說出來，不好聽的話之所以不好聽是因為它棱角太鮮明，有棱有角的話聽著總是比較刺目的，委婉地說話，把那些棱角摸去了，話自然就聽好多了。
1.委婉是一種態度也是一種手段
在日常交際中，總會有一些人們不好說或不好直說的話，這樣的話是說出來怕傷人，不說又不行！這就需要把話的“棱角”磨圓一些，使語意軟化，便於聽者接受。說話人會故意說些與本意相關或相似的事物，來烘托本來要直說的意思。
委婉法是辦事說話時的一種“緩衝”方法。委婉的話語能使本來也許是困難的交往，變得順利起來，讓聽者在比較舒坦的氛圍中接受信息。因此，有人稱“委婉”是辦事語言中的“軟化”藝術。例如巧用語氣助詞，把“你這樣做不好！”改成“你這樣做不好吧。”也可靈活使用否定詞，把“我認為你不對！”改成“我不認為你是對的。”還可以用和緩的推托，把“我不同意！”改成“目前，恐怕很難辦到。”這些，都能起到“軟化”效果。
委婉的語言表達就是對較為直接的語言做一定的修飾。有時，即使動機好，如果語言不加修飾，也容易招人反感。比如：售票員說：“請哪位同誌給這位‘大肚皮’讓個座位。”盡管有人讓出了座位，但孕婦卻沒有坐，“大肚皮”這一稱呼，使她難堪。如果這句話換成：“為了祖國的下一代，請哪位熱心人，給這位‘有喜’的大姐讓個座位。”當有人讓出座位時，這位孕婦就會表示對售票員感謝，並愉快地坐下。
有時候，我們也可以借用一事物或他事物的特征來代替對事物實質問題的直接回答。
在紐約國際筆會第四十八屆年會上，有人問中國代表陸文夫：“陸先生，您對性文學怎麼看？”陸文夫說：“西方朋友接受一盒禮品時，往往當著別人的麵就打開來看。而中國人恰恰相反，一般都要等客人離開以後才打開盒子。”
陸文夫用一個生動的借喻，對一個敏感棘手的難題，婉轉地表明了自己的觀點——中西不同的文化差異也體現在文學作品的民族性上。以上例子，實際上是對問者的一種委婉的拒絕，其效果使問話者不至於尷尬難堪，使交往繼續進行。
另外，在公關語言中運用適當的含糊，這是一種必不可少的藝術。辦事需要語詞的模糊性，這聽起來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假如我們通過約定的方法完全消除了語詞的模糊性，那就會使我們的語言變得十分貧乏，使它的交際和表達的作用受到限製。
例如：某經理在給員工作報告時說：“我們企業內絕大多數的青年是好學、要求上進的。”這裏的“絕大多數”是一個盡量接近被反映對象的模糊判斷，是主觀對客觀的一種認識，而這種認識往往帶來很大的模糊性。因此，用含糊語言“絕大多數”比用精確的數字形式的適應性強。即使在嚴肅的對外關係中，也需要含糊語言，如“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不受歡迎的人”，等等。究竟是什麼原因，為什麼不受歡迎，其具體內容，不受歡迎的程度，均是模糊的。
這是一種說話的方式，也是一種圓滑的態度，更是一種處事的手段，因為模糊所以全麵，也因為模糊所以更容易吸納。
2.借力使力，借喻明理
直來直去的人適合作朋友，因為他爽快，可是我們在日常的交往中過於爽快的人往往吃力不討好，因為硬碰硬的道理是淺顯的，過於爽快，說話竹筒倒豆自然全撞地板了，而借力使力借喻明理就相當於把豆子從竹筒裏拿出來放到地板上，很難不看見卻也不衝撞。
借喻明理，它能把精辟的論述與摹形擬像的描繪揉為一體，不僅給人哲理上的啟迪，而且使你的話形象、生動，增強感染力。正因為借喻明理有如此大之功用，所以它作為遊說的一種重要方法常被人采用。曆史上孟子批評魏國的梁惠王那個不徹底的“愛民”政策時，采用的就是這種方法。
戰國時，經過春秋時期的多年戰爭，許多小國皆為大國吞並，國家數量較前明顯減少。真正能夠互相抗衡的也隻有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個國家，號稱“戰國七雄”。而且七個大國之間，亦相互有覬覦之意。因此，這一時代並不比春秋時代太平。不過，有一點是春秋時所沒有的，這便是七國之間除了擴充軍備的競賽之外，還有一種爭奪民心的競爭。比方說，魏國的梁惠王主政時，就自稱“愛民”，並且也實行了一種籠絡民心的措施。為此，梁惠王在當時諸侯國中還頗有些名聲。
一次，孟子專程趕到魏國，說要向梁惠王請教如何“愛民”。惠王十分高興，心想倘若自己的“愛民”之譽，由孟子傳播各國，各國民眾不都要趨之若騖嗎？天下不就一統於我魏國嗎？想到此，梁惠王十分得意，開言對孟子說：
“我對於我的國家和人民，可以說是盡心盡力為之。河套內鬧水災，我就讓老百姓遷移至河東岸，勸其在河套內種莊稼；河東鬧水災，我再讓他們搬遷。考察其他鄰國，好像沒有像我這樣用心治國、愛戴黎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