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一次，兩位蘇格蘭的垂釣者，發現麵前安靜的河水突然開始微微噴發，並且伴隨著陣陣流水聲響。所幸他們及時地意識到這是地下煤礦發生透水事故了，趕緊跑去警告。礦工們從礦井裏紛紛逃出來時，地麵上那隻透水小口已經飛速坍塌成為一座大坑，整條河裏的水以及漂泊在河上的那些移不走的船，全都傾入礦井，隻剩下一片白花花的魚兒在裸露的河床上拚命地蹦蹦跳跳。由於水的浸入造成礦井內空氣的壓力過大，導致河水又從無數地縫中噴射出來，偌大的地麵上都在冒泡，就像一隻正在沸騰的大鍋。
這種平靜的筆調是注定要穿透古今中外的。已知史料中無可否認地將英國人對煤的發現與使用遠遠拋在中國煤炭史的後麵。然而，英國人從煤的燃燒一步一步地發展到對蒸汽機的發明，進而全麵有序地推動本民族進入工業化社會反過來將最先發現煤的經濟價值的中國，遠遠拋在現代文明進程的後麵。
二〇〇五年夏天，我第一次去北戴河的“中國作家之家”
小住。放下行李，就去聞名遐邇的老虎灘一帶遊泳，赫然發現與迷人海灘相距最近的竟是煤礦工人療養院。因為機會難得，更因為五歲的女兒對遊泳著了迷，哪怕刮風下雨也要纏著我帶她下海去，我們天天都要在煤礦工人療養院門前的那片海水裏泡上至少兩個小時。
無論是去是回，每次從那門前經過，我都會努力地張望，企圖從出入煤礦工人療養院的或是風度翩翩、或是白麵虛胖的人群中，找出像煤一樣黑錚錚堅實的男人。或許是因為在此地呆的時間太短，沒有碰上機緣，無論我如何試圖望穿那些晚來開放的霓虹燈和白天緊閉的水晶門，在地球上最惡劣煤礦礦井中工作的千千萬萬的工人，就是不肯用哪怕是唯一的身影，來安撫我在北戴河的視野。
女兒在海水中純真的嬉戲，被摻進一股良知的沉重。女兒此時此刻的快樂，正如我那花開幾朵的童年快樂。
記不得是從父親的收音機裏聽來的，還是由鄉村有線廣播中傳來的；也記不得是哪一年，或許我的童年時代一向如此，因而就有了對北戴河的最初記憶。我用自己幼小的鄉村情感證明：我們那一代人對北戴河認識的根深蒂固，不是來自毛澤東的那首關於北戴河的詩詞，“秦皇島外打魚船，一片汪洋都不見”和“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完全是後來的事，能夠如此吟誦，顯然已經是學習分子的少年了。我的情感能使自己充分相信記憶的不錯與非謬。時至今日，耳邊仿佛還在回響著來自全國各地的煤礦工人，在北戴河療養時受到毛澤東接見的新聞電波的劈劈啪啪聲。就是這種廣播，讓我每回見到我們四（2）班的勞動委員穿著那雙白色的帆布勞保大頭鞋時就激動不已。影響我童年的每一條河流全都一直向南，在幾百裏外一個叫蘭溪的地方彙入長江。四（2）班勞動委員的父親，就在蘭溪對岸的黃石市袁倉煤礦當井下工人。人一生中說不清有過多少幻想，童年雖短，卻產生了所有幻想中的絕大部分。在同樣仰賴幻想生活的童年中，我曾經強烈地認為，有朝一日勞動委員的父親也會去北戴河療養，也會受到閑庭信步般的結束當天的遊泳活動、從萬頃大海中爬出來的毛澤東的接見。
在我們身邊極端勞動著的煤礦工人，沒有與極品政治人物握一次手的極端禮遇。那些看上去是代表著勞動人民的尊貴與顯赫，在鄉村裏連曇花一現都不是。這些將家安排在兩百裏之外鄉村中的煤礦工人，直至成了煤礦老人，也沒有到過北戴河。煤礦工人療養院夜裏能夠聽濤，白天卻難觀鶴，綿綿不斷的人潮與車流就像從大海裏湧上來的浪濤。形形色色的目光一邊驚訝地隨風望去那海上的洶湧澎湃，一邊詫異地隨最近的潮頭跌落在煤礦工人療養院麵前，沉重得半天也跳不出那些豔麗的門窗。
舊的童年過去，新來了更多的童年。相比幾十年前的那些新聞效應，在一場接一場淚流滿麵的礦難中，再也見不到煤在往日帶來的工業化浪漫懷想了。甚至於說，上海人之所以最小資，就因為那一帶沒有煤礦、不出產煤。而改造小資們的最好辦法就是送到任何一座煤礦裏，用不著幹一年，隻要挖出十噸煤，就不再一天到晚用那越劇腔調，說誰誰是水做的了。說鄉村中的挖煤人至今也沒有到過北戴河是百分之百的武斷，自從搬離臨時居住過的那座叫賀家橋的小鎮，一晃幾十年過去了，那位四（2）班勞動委員的父親當年是何模樣我不曉得，如今是何模樣，也無從打聽。我仍然敢說他們至今也沒來到北戴河，卻有太多太多的現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