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地區，不一定是用茅草屋來遮蔽艱難時世。不一樣的土地，也不一定是用洋芋來對付饑餓時光。
這長長的名單包括了許多聞所未聞的縣份，同樣也像耳光響亮一樣赫然列出一些因為政治軍事文化物產等諸多因素而著名的縣份。綜合各種認知條件如實來看，普通人能夠粗淺地了解，也包括耳聞，其中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縣份便相當不錯了。譬如昭通，盡管在其境內有天造地設讓詩人豪情萬丈的烏蒙山，通常情形下也會被理所當然地忽略。譬如彝良，如果不是一次偶然采風活動，這輩子的認知範圍也達不到它的身上，而它還是赫赫有名的名貴中藥天麻的原產地，更有那別處視為至寶的七色花遍地胡亂開放著。烏蒙山上的昭通市共轄十一個區縣，隻有唯一的水富縣不在上述之列。
有意列出的這一長串名單，可以當成是某種情商測試。我和我的嫡係親屬們，與其中英山、羅田、安遠等三個縣份相關。所閱讀的五百九十二縣份中的任何一個，都會使我產生諸多實實在在的聯想：在任何縣城的任何角落裏擺著修理攤的男人或女人，正如我用十年青春相伴的那座工廠裏的師傅和工友；在任何鄉村小學艱苦支撐的鄉村教師，都像那位高中同學在寫給我的信中所說感覺到前途無“亮”；在任何貧瘠土地上突然倒下的壯漢，一如我從鄉村請來做家務的十六歲女孩的父親，在重病襲來之際，隻能躺在床上將全部希望寄托給九霄雲外高懸的幸運。
《中國財政》二〇〇三年第八期刊載的官方統計資料指出：
中國高中低收入戶的比例呈金字塔形。二〇〇〇年，城鄉高收入戶占總戶數的百分之二，中低收入戶占百分之十八，低收入戶占百分之八十。中國民政部的統計，截至二〇〇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國城鎮居民依賴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數為兩千一百萬人，屬城鎮貧困人口。按照中國扶貧基金會的統計，中國農村未解決溫飽的人口有三千萬人，低收入人口（人均年收入在八百六十五元人民幣以下）為六千萬人，兩者相加為九千萬人。然而，有學者指出，統計部門在計算農村居民收入時，將其用於來年生產性的投入也包括在內。而這部分生產性的投入在其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將近三分之一。如果把這一部分扣除的話，那麼，按照原來統計方法所計算的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一千二百元左右的人便成了八百多元，也應算作貧困人口了。那麼中國農村的貧困人口人數為一億五千萬人左右。另外，應該計算在城市貧困人口中的“農民工”及其家屬的人數應不低於四千萬人。所以，中國貧困人口共有兩億一千萬。在二〇〇五年《新華文摘》第二十期《關於農民工情況的研究報告》更是指出：國內百分之十五的GDP養活七億鄉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GDP養活六億城市人口。近二十五年來鄉村每年向城市提供一點六億十六至四十六歲、平均受教育程度七點三年的青壯年勞動力，這些人沒有享受城市的任何福利，隻獲得一點最低的報酬，一過四十六歲就被踢回鄉村。
情感是一種愛和關切，是一種不計代價的責任，更是上蒼造就芸芸眾生時，就賦予給每一個人的同船過渡之同，休戚與共之共。二〇〇八年暑期的一個晚上，我帶女兒去藝術館門前廣場上學輪滑，正走著，從黑暗傳出幾聲輕輕的：“喂！”扭頭細看，是一對年輕夫婦，臉上還有稚氣的媽媽懷抱著不足半歲的嬰兒，膽怯地往近處走了一步，小聲說，他們帶著孩子進城打工，一直沒有找到工作……女人懷裏的嬰兒正醒著，一雙明亮的小眼睛也在看我。幾乎沒有去想，我就從錢包裏取一張百元鈔票遞了過去。然後像做錯什麼一樣匆匆走開。我甚至不敢在家人麵前提起，那一家三口後來緩緩地從我們身邊走過，也沒有提醒女兒什麼。在心裏，我寧可當做這一切從沒有發生過，也不讓自己有任何其他想法。這樣的時刻，智商低下絕對是善舉與善事。
花打架，貓叫春，狗走草，雞點水，豬拱圈，在普通的生活景象中，用不著太聰明，也不需要有過多想法，該是如何，就當如何。
在武漢流行最廣，也最讓人開心的一個笑話說：一對孝感兄弟，來看長江大橋，弟弟從未見過如此壯觀的大橋，一激動便高聲叫哥哥，造這麼大的橋，起碼得百把塊錢。哥哥則顯得見多識廣，馬上駁斥弟弟，百把塊錢如何建得起這樣的大橋，最少要五百塊。弟弟剛剛折服，就見到火車飛馳而來，又驚叫起來，說火車跑得真快。哥哥於是又教訓弟弟，火車趴在地上跑算什麼快，站起來跑那才叫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