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鄉土中人，每當發現與這笑話類似的現代文化元素，就會非常敏感，甚至是家人所說的神經過敏。政治、政權、民主決策、遊行示威、快捷交通、靈敏通信等等傳統和現代文明元素，都不歸鄉土所有。甚至說話的聲音，示人的形象，都被異化成當年的“陳奐生”，後來的“趙本山”，用以娛樂城市。
從道德上辨析，這樣的現代文明是可恥的。
讓人覺得可恥的還有已經成為曆史的某些文明。譬如，當朝廷殺人時，所有的責任都在皇帝或者某些亂臣賊子。然而，曆代以來的所謂農民起義，一旦有凶殘記錄，後來的學者必定要讓整個農民階層來承擔。
第一次去四川是二十一歲時，從武漢到西安再換乘火車，繞了一大圈才進入久負盛名的天府之國。在夜行火車上，聽一位長相文靜的中年男子對身邊幾個學生模樣的青年男女，反複提及我還不知道的“屠蜀”。那是我第一次出遠門，對四川話聽不全懂，不過大概意思還聽明白了。民間傳聞，公元一六四四年張獻忠率軍入川，陰曆八月初九攻陷成都後，下令屠殺三日，數十萬無辜百姓慘遭殺害。如此殘暴血腥，隻因為張獻忠初入四川時，途中便急，下馬後，蹲在草叢中完事了，便順手摘下幾片闊大的葉子當手紙。殊不知這是一種麻葉，葉麵上布滿細刺，用過之後，張獻忠馬上覺得下麵腫痛難忍，頓時怒罵：四川人真壞，連葉子都想暗算老子！如此，便對四川人大開殺戒。在當時，這故事讓我想起一句鄂東民歌：麻葉開花一片白，葫蘆開花假的多。傳說之中，張獻忠用來方便的麻葉，一定是我們小時候上山砍柴都要小心回避的那種麻葉，不小心擦在臉上就會出現一片紅紅的疹子。
在與“屠蜀”越來越頻繁的遭遇中，直到有一天，從一本名為《後鑒錄》的典籍中讀到：“歲丙戌（順治三年）元日，命四將軍分路草殺。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東一路，殺男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女九千五百萬；撫南一路，殺男九千九百餘萬，女八千八百餘萬；定北一路，殺男七千六百餘萬，女九千四百餘萬。南忠自領者為禦府老營，其數自計之，人不得而知也。”我才啞然失笑：將此人數相加，張獻忠在四川殺人六億九千九百萬！而據史料所載，明萬曆六年四川人口才三百一十萬，全國人口也才六千零六十九萬。
傳於民間，載於典籍中的張獻忠在四川的大屠殺，至今仍讓絕大多數人深信不疑。在我這裏，也曾沒有多想便囫圇吞棗地接受下來。內心的變化緣於偶爾讀到一篇文章，說是張獻忠在撤離成都之前，集中屠殺了九千多名秀才舉人和進士。那一刻的震驚，真是太強烈了。從此，這不多的文字成了心中一個大大的糾結。關於張獻忠殺讀書人，各種書中記載各不相同，從九千多人、一萬七千人、二萬二千三百人到三十萬人，最是說張獻忠命令各地按冊索名，把儒生及其家屬仆人等盡數解來京正法，其解到者，隨到隨殺，男婦幼小，莫可統計，不過，四五十萬為最多。在眾多史書中，流傳最廣的《張獻忠屠蜀記》倒是沒有這樣誇張。一六四五年，當了兩年大順皇帝的張獻忠舉辦第二次科舉考試。書中說，那年成都科舉時，老萬歲有旨，選策略最佳者七百三十七名陪宴百花潭，諸生有名者留，無名者出。初放出的四千餘生員，因為不得陪宴而情緒頹喪。殊不料，張獻忠隨後頒旨：“此次鄉試，竟有不肖紳衿敢在策論文中，詆毀新朝，誹謗寡人，實屬罪大惡極。著主考官拆封點名，一體赴押百花潭處決，以昭炯戒。其餘生員，付各州縣教官押回，嚴加教管，不容再有腹誹口謗之事，違者連坐十家，教官同罪。”曆史是那些不在曆史當中的人，根據其生存需要而書寫的。所以，曆史反映出來的往往是書寫者的心靈真實。農民暴動無論聲勢多大，都會受到責難。在讀書人眼裏，似張獻忠這等暴民首腦，居然集中屠殺川蜀大地上最優秀的讀書人，即使是最有胸襟的讀書人，也不會不顧及休戚相關的其他讀書人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