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一年秋天，行走在鄂西山區，從來鳳縣城驅車不到十分鍾就到了湖南省的龍山縣，這是全國挨得最近的兩個縣城。當地的文化人興奮地告訴我，離龍山縣城不遠的一座小鎮上發掘出一座古井，掩埋在裏麵的竹簡超過了有史以來所發現竹簡的總和。更有意思的是，在古井的上層，有被烈火焚燒的痕跡。故而，推斷這亦是當年焚書坑儒的野蠻行徑的活生生的證據。上高中時，由於“批林批孔”的需要，新教材中將秦始皇焚書坑儒說成是為了統一度量衡，實現全國統一。這類服務於當時政治的觀點，自然難以在日後成為主流學說。然而，秦始皇一統中華之偉業，總是被其暴君形象所掩蓋。追究起來，顯然是由於“焚書坑儒”傷害了太多讀書人，以至於千年之後還得不到原諒，因為，唯有文化才能深入骨髓，而代代相傳不可磨滅。
其實，隻要稍稍留意，就能發現“屠蜀”之罪名是不可以記在張獻忠名下。正像前幾年曾經流行過一個小笑話，說是某某報紙上的內容，除了日期是真的以外，連天氣預報都是假的。
在所有史書中，編年史是最真實的。也正是編年史告訴後人，明末清初時期的四川，從一六四四年張獻忠領兵入川，到一六八〇年清軍入川平定吳三桂叛亂，在連綿三十七年的戰亂中，張獻忠隻存在了最初的短短三年，一六四六年，清王朝即宣布張獻忠已死。同樣是史書記載的：“民賊相混，玉石難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一六四九年的這份屠城公告卻是由清王朝頒布的。
絲毫不是忽發奇想：如果張獻忠沒有集體屠殺那麼多的秀才、舉人和進士，後來的一代代讀書人會不會對他手下留情？就像後來太平天國時期，如果楊秀清不是將一個接一個的女才人強行納做小老婆，他在各種書籍中的個人形象會不會要改善許多？
需要商榷的是，上過私塾的張獻忠，是讀過書的種田人，還是種田人讀過一些書，或者根本就是由種田人變成了讀書人？如果隻是讀過私塾，而沒有考中秀才或者舉人，就算不得讀書人，傳說中諸如董永之流的寒窯苦讀，就應該也是種田人，而不是天界下來的仙女口口聲聲所歌唱的書生了。不久之前，有機會去了一趟四川閬中，果然是行千裏路如同讀萬卷書，若不去哪會曉得，當年“三國演義”時坐鎮閬中重鎮的所謂“莽張飛”，原來是琴棋書畫樣樣精通的讀書人。這也印證了個人的日常經驗：真的是“粗人”，無論有多麼好的機會，到底還是要落在“粗人”的基礎上過一生。若想統領萬馬千軍，卻不知文理兵法，那隻能是癡人說夢。迄今為止，曆史上大規模的鄉村暴動，實際上都是由讀書人所策動的。從寫得一首千古傳唱的“菊花詩”的黃巢，到張獻忠之後的洪秀全，究其領袖與骨幹，莫不是能說會道，敢思敢想的鄉土精英。假如因為他們領導一批沒有讀過書的人鬧暴動，就不把他們當成讀書人，假如因為他們領著一批農民鬧暴動，就非要將他們也當作農民，那些關於鄉村的真相，也許永遠也不會被人知曉。
所以，縱觀曆史，但凡有大規模的罪惡出現，手到擒來同時也最容易使人信服的替罪羔羊，往往就是“農民”。
一個沒有故鄉的人，在城市與鄉村的邊緣行走，這樣的角色與身份，讓我更加重視所感受到的每個細節。
那一次，離開閬中之後，一行人轉道去到大邑。那天早上覺得有些肚子疼，整個上午都在當地一家民間博物館裏轉來轉去，有些東西多年不見了，特別是見到兩隻鳳凰琴時，一種東西猛地撞擊心頭，立刻生出別樣滋味。午後去劉文彩的莊園看了看，還是因為肚子疼，所以落在眾人後麵。卻不料因此，遇上八十多歲的彭伯群，老人是崇州市中醫院副主任醫師，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當年他在劉文彩捐資修建造的安仁中學讀書。老人第一次見劉文彩是在開學典禮上。劉文彩上來講話時說，各位教長、各位教師、各位男同學、各位女同學，我姓劉，大家都叫我劉老五。老人談起劉文彩時格外深情，說他是個好人，大好人，做了太多的善事。他喜歡學校，因為他自己隻讀過三年私塾。有一年劉家失火，學生們都來幫忙救火，後來管家要對離開的學生們搜身，防備有人趁機偷東西。沒想到劉文彩當眾打了管家一巴掌，說我的學生絕不會做這種事。老人最後說了一句：劉文彩做得硬是對喲。離開莊園，我們叫了一輛三輪車，到老街上走一圈。踩三輪的女子是一九七一年出生的，她家長輩是劉家的佃農，說起來，對劉文彩也是讚不絕口，還說鎮上幾乎沒有人對劉家印象不好的。最初想來，以為這大約是川蜀之行對曆史的又一收獲。然而，很快我就想到了後來婦孺皆知的“屠蜀”。與對張獻忠詛咒相比，劉文彩的口碑的出現，正是曆史這條虛線上的兩極。無論如何，劉文彩在他的資本積累過程中所犯下的罪惡是證據確鑿的，他的聰明之處在於，在最恰當的時候表現出對哪怕隻有十幾歲中學生的讀書人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