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當敘述者退出敘述的控製地位，沿著離心方向朝孤立的人格方向走去，當主導的敘述者主體讓位給人物主體的自由運動，小說在中國文化文本等級中的地位就變化了，從公共的亞文化地位移出了。而且，由於這種運動實際上不被中國文化結構所允準，中國小說就成了五四運動反文化潮流的主要組成部分。
四
五四時期在中國出現的反文化有好幾個特點。首先，這種反文化的實踐者（作者主要是讀者）都是上層知識分子，是當時具有比較高學養的一批人，它首先在留學生中發端，然後漫延到京滬及其他城市的學生群中。它是一種文人文學，既不合傳統，也脫離群眾。使沈雁冰當時驚詫的情況其實完全正常：
不知道為什麼西洋文學上的頹廢主義，一到中國，就故中國名士派的餘孽認了同宗，中國的名士思想——本來世世相傳，潛伏在一般人的意識裏的——於是就穿上了外來主義的洋裝，在先天的洋迷的現代中國青年思想界活動起來了。
時代變了，語言變了，“中國青年思想界”卻依然是知識上層。所以，它是中國傳統的知識精英的現代重組。
但是，這批知識分子現在團聚在一種嶄新的社會機構周圍——大學。大學既在國家權力體製之內，又具有很大的獨立性。教授並不是舊式士大夫或晚清政治家——文人，他的思想活動不直接服從國家權力或政治活動需要；學生不是試子，他們至少在畢業前可以不必與社會既成勢力苟合。因此大學以自由思想為風尚，教師學生以學術獨立為標榜，個人主義或個人表現的文學，反而成為這樣的集團之凝合劑。在中國這樣傳統政治和社會力量強大的國家內，大學學院就成了一種特殊的反文化集合點。
五四文學，是依附學院而生成的，其批評家，其讀者，往往都是大學教師與學生（作家因職業特殊，可能在學院之外，但五四期在學院內還是居多）。
在現代中國，或某些第三世界國家中，一部分現代知識分子從國家權力結構中退出，退入學院，使學院成為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批判力量基地，在某些時候也成為抵製商業化浪潮的基地。
因此，葛蘭西當年研究西方社會時所指出的社會分裂成政治社會與公民社會，而統治階級對政治社會實行命令式控製，但對公民社會實行“霸權控製”。這個觀點應適當修正，至少在現代中國，這“霸權”呈分裂狀，一部分知識分子不再是“社會控製集團的代表”，而因為其個人主義立場而成為主流文化的批判者。我想稱之為學院——反文化派。
使局麵變得複雜的是，學院——反文化派形成之時，往往是主流意識形態處於危機中的曆史時期，因此這個在某種條件下（例如民國初年政權控製鬆弛，軍閥政府急於搶權保權，無暇顧及文化），會迅速形成知識界主流，控製了相當大部分文化詮釋的權力，尤其是文學藝術的詮釋權，而這種詮釋權又決定了文藝的價值判斷與意義構築方式。甚至形成“文藝本身就是反文化”的局麵。
學院的意義控製權之所以重要，還由於它直接產生文學史的寫作權。因此，國家政權控製的主流文化如果無法贏得學院，它們就喪失了文化史地位。五四時期開始出現的中國式學院反文化派之所以迅速成為改造現代中國的主要文化力量，原因就在此。
這種局麵的出現，使作家很容易感到他是社會正義的代表，曆史潮流的指引者，甚至“青年導師”。魯迅，至少五四時期的魯迅，常看到這個危險，因為這樣做很容易使文學離開個人表現範型：
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於八股，在文學中並無價值，更說不到能否感動人了。
應當說，五四文學，至少在前期與中期，堅持了個人表現範型。自五四中期以後，中國現代小說發生的變化，將在結論中敘述。
普實克曾詳細分析了中國文學中的“主觀因素”，他認為這些因素原先存在於詩詞散文等文人文類之中，到18世紀即進入《紅樓夢》等中國白話小說傑作中。但是，即使在《紅樓夢》和《儒林外史》中，個人表現的餘地還是相當狹窄的。固然，小說一向寫的是奇人異事，所以夏誌清認為宋明短篇小說中的人物即以縱欲、癡戀等行為反抗社會秩序。如果這一說成立，那麼《水滸傳》即是個人英雄之傳，唐傳奇是奇人奇事之記，更不用說《紅樓夢》和《儒林外史》中各式人物的自我伸張與社會規範之抵觸了。
本書討論的，不是人物形象，而是表現方式。上麵的討論已經說明了，用程式化的敘述方式來寫奇人異事，最後經常是從敘述的程式歸向道德判斷的程式，至少敘述的程式會阻礙反程式的閱讀，抵製歧出釋義的可能性。
而五四小說的“個人表現”範型，使它與主流社會規範的對抗，不再局限於內容（例如性愛主題上的“變異”），而且，其形式鼓勵歧解，哪怕內容並沒有明顯的挑戰性（例如寫的是阿Q這樣再普通不過的村痞），讀者實際上被迫讀出各人不同的釋義，因為作品的敘述方式拒絕提供一個與社會規範相呼應的解釋。這樣，敘述方式的個人表現，鼓勵閱讀的歧解，最後形成了五四小說對中國社會的反文化式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