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比較典型的間接自由式，使用得很順暢自然。在西方現代小說中，也有幾位女作家善用間接自由式。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的短篇名著《園會》中，戈伯達店的夥計問勞拉：“知道下麵不遠處那些小房子嗎，小姐？知道嗎？她當然知道。”這個問題本來是小說人物勞拉的回答，但是卻用了敘述者評論的方式，做一種類似解釋的補充。曼斯菲爾德的另一篇小說《幸福》，宴會結束時丈夫哈裏搶著去送富爾頓小姐。對於這行為：“貝莎知道他後悔剛才不該那麼粗魯，就讓他去了。有些地方他真像個孩子——那麼任性——又那麼——單純。”後一句顯然是貝莎的聲音。
因此，人物搶話，可以被解釋為一種非常特殊的間接自由式引語，搶話用一個形容詞或副詞，點出人物的感覺，人物的思想，但是與間接自由式一樣，沒有采用引語的形式。搶話與間接自由式引語不同的地方，是簡短得不成為句子，嵌在敘述者的語流中，不露聲色地搶過了話語權，是敘述中出現了自己主觀需要的評價。就拿我們用的第一個例子《三國演義》中曹操“兵敗淯水”的例子，我們所關心的，漸漸變成擔心曹操是否能脫險。這個態度轉換是很細膩的，敘述的話語權是贏得讀者同情的主要手段，這個權利可以在不經意間轉讓，一個“賊”字就在一定程度上轉換了讀者的態度，所以這個細微的語言現象，還是應該仔細研究的。
人物搶話與敘述者評論的區分
至今沒有論者討論這個現象，原因之一是因為它比較細微，不太容易發現，而且很容易與幾種我們已知的語言方式相混淆。尤其容易混淆的是敘述者評論，即敘述者直接解釋或評價他講的故事中人物性格與行為。《儒林外史》第七回：“次年寧王統兵破了南贛官軍，百姓開了城門，抱頭鼠竄，四散亂走。王道台也抵擋不住，叫了一隻小船，黑夜逃走。”《儒林外史》評點者惺園退士說：“哪會‘抵擋’？自稱‘抵擋不住’耳。”惺園退士認為這是人物的推脫責任用詞，因此這是人物“搶話”。但是也可以理解成王道台的確是抵擋不住，那麼這是敘述者在描寫情節。
上麵這種情況，可以算是模棱兩可。大多數情況下，究竟是敘述者的語言，還是在寫人物特有的感覺，還是比較容易分清。下麵這段，來自莫言的名著《透明的紅蘿卜》：
“誰他媽的潑了我？”小石匠盯著小鐵匠罵。
“老子潑的，怎麼著？”小鐵匠遍體發光，雙手拄著錘把，優雅地歪著頭，說，“你瞎眼了嗎？”
這裏的“優雅地”，是敘述者對小鐵匠姿態略帶反諷的描寫，但是這反諷態度不是人物的想法，而是敘述者對小石匠回話神態的誇張描寫。
這裏有一個明顯的區分法：敘述者的評論詞可以短達一個詞（見上例），也可以長達一段，更重要的是可以加上“在他看來”，“他心中的”。錢鍾書《圍城》中的一例：“這幾天來，方鴻漸白天昏昏想睡，晚上倒又清醒。早晨方醒，聽見窗外樹上鳥叫，無理由地高興，無目的地期待，心似乎減輕重量，直長升上去。”這裏的一連串情態描寫，是敘述者用揶揄口吻，評論方鴻漸的懶散無聊，這不是方鴻漸本人的自覺的想法，不能加上“在他看來”。因此不是人物搶話。而上引《三國演義》的例子，“賊兵追至”，不嫌累贅，可以改成“他心中的賊兵追至”。
人物搶話與人物視角相區分
《紅樓夢》第六回那著名的一段“劉姥姥一進榮國府”中寫到劉姥姥來見鳳姐：“隻見門外鏨銅鉤上懸著大紅撒花軟簾，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紅氈條，靠東邊板壁立著一個鎖子錦靠背與一個引枕，鋪著金心綠閃緞大坐褥，旁邊有雕漆痰盒。那鳳姐兒家常帶著秋板貂鼠昭君套，圍著攢珠勒子，穿著桃紅撒花襖，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粉光脂豔，端端正正坐在那裏。”這是以劉姥姥為視角人物寫出的典型名段：以人物的意識為來描寫他們經曆的事件，經驗是人物的，但是語彙卻是敘述者的，上麵這段對賈府奢侈的描寫，是劉姥姥所見，卻完全不是劉姥姥的語彙。而搶話不可能延續如此長的篇幅，最主要的是，搶話必須是人物會用的語彙，與敘述者的語氣正成對比。
可以看到肖洛霍夫的作品《靜靜的頓河》中，葛利高利埋葬了阿克西妮亞後，有一句是：“仿佛是從噩夢中驚醒，他抬起頭，看見頭頂上黑沉沉的天空和一輪閃著黑色光芒的太陽。” 這是格裏高利的感覺，詩意帶哲理的語言卻是敘述者的，因此不是搶話，而是采用人物視角的敘述。
在白先勇的《遊園驚夢》中，“錢夫人又打量了一下天辣椒蔣碧月，蔣碧月穿了一身火紅的緞子旗袍，兩隻手腕上，錚錚鏘鏘，直戴了八隻扭花金絲鐲，臉上勾得十分入時，眼皮上抹了眼圈膏，眼角兒也著了墨，一頭蓬得像鳥窩似的頭發，兩鬢上卻刷出幾隻俏皮的月牙鉤來。” 可以看到，這樣形成的是一種“方位轉換”，不僅延續有一定長度，而且並不是引語，不是人物說出來或“想出來”的話（想說未說的話，“口對心說”），而是敘述者的描寫，加人物的感覺。
二我差中的“自我搶話”
以上說的各種情況，都是第三人稱敘述中的問題。在第一人稱敘述者中，因為作為背景的敘述語流是第一人稱，各主體爭奪話語權的局麵，會很不相同。甚至同一個“我”，作為敘述者，作為人物，兩者之間也會爭奪發言權。從敘述學角度說，敘述者“我”與人物“我”是同一個人，又不是同一個人。敘述者“我”出現在後，在“敘述現在”，人物“我”出現在前，在“被敘述現在”，此刻的我是敘述者，講述過去的我的故事。莫言小說《紅高粱家族》中選擇“我”為敘述者，講述爺爺奶奶那一輩發生的故事。那時有無“我”這個人物，並不是小說敘述的必需條件：“有人說這個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過去的“我”並不具有充分的敘述主體性。
於是，在結構似乎很簡單的小說中，赫然出現了完全不同的“我”。似乎敘述者“我”在講的不是自己的故事，而是一連串不同的別的“我”的故事。有時，甚至敘述的語言都不再是敘述者的語言，而是人物的語言，這時就可能出現人物“我”搶敘述者“我”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