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迪14歲時，父親病了。吸了一輩子煙後，他的肺部最終投降了。除了起床應付緊急事情外，他都躺在客廳的床上。他的最後時光也是在那度過的。波爾曼醫生已盡了最大努力，最後，找了位特別護理，在最後幾個月裏住在店裏照看他。父親的身體原本虛弱，現在更虛弱了。
1930年春季的一天淩晨兩點，父親去逝了，隻有42歲。
我仍記得，下街熟食店的凱伯夫人來到他房裏。她剛聽說這個消息，還在哭泣。她看了看我父親，慢慢從他手指上脫下共濟會戒指。她說：“艾迪，你現在把它戴上，不然的話，也會給殯儀員偷去的。”說著，她把戒指戴到我手上。
這枚戒指現在已有100歲了，它上麵的標記早就磨光了。但我一直戴著，從未摘下過它。
即便凱伯夫人不把它給艾迪，也不會有殯儀員拿走它，因為他們沒錢請殯儀員。共濟會社團埋葬了他父親。多年來，他一直為共濟會服務，想不到共濟會為他做的，竟是舉行葬禮。
多少有點諷刺意味。
父親的許多共濟會朋友都來了，甚至有人連小皮圍裙都沒來得及摘下就趕來了，並幫忙處理了所有的事情。
科恩一家也幫忙接待送葬者。他們剛到多倫多，在下街開了一家魚店，艾迪一家甚至還不認識他們。葬禮後，科恩夫人又為每人準備了豐盛的食物。共濟會會員們、波爾曼醫生、護士、羅比·迪金、理發師漢普瑞、沃爾一家、凱伯一家、格得曼一家、布萊特曼一家──事實上，所有的鄰居都在那兒吃並悼念艾迪的父親。
就在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發覺自己懂事了。
隨著父親的離去，我突然成了家裏的頂梁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