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迪14歲時,父親病了。吸了一輩子煙後,他的肺部最終投降了。除了起床應付緊急事情外,他都躺在客廳的床上。他的最後時光也是在那度過的。波爾曼醫生已盡了最大努力,最後,找了位特別護理,在最後幾個月裏住在店裏照看他。父親的身體原本虛弱,現在更虛弱了。
1930年春季的一天淩晨兩點,父親去逝了,隻有42歲。
我仍記得,下街熟食店的凱伯夫人來到他房裏。她剛聽說這個消息,還在哭泣。她看了看我父親,慢慢從他手指上脫下共濟會戒指。她說:“艾迪,你現在把它戴上,不然的話,也會給殯儀員偷去的。”說著,她把戒指戴到我手上。
這枚戒指現在已有100歲了,它上麵的標記早就磨光了。但我一直戴著,從未摘下過它。
即便凱伯夫人不把它給艾迪,也不會有殯儀員拿走它,因為他們沒錢請殯儀員。共濟會社團埋葬了他父親。多年來,他一直為共濟會服務,想不到共濟會為他做的,竟是舉行葬禮。
多少有點諷刺意味。
父親的許多共濟會朋友都來了,甚至有人連小皮圍裙都沒來得及摘下就趕來了,並幫忙處理了所有的事情。
科恩一家也幫忙接待送葬者。他們剛到多倫多,在下街開了一家魚店,艾迪一家甚至還不認識他們。葬禮後,科恩夫人又為每人準備了豐盛的食物。共濟會會員們、波爾曼醫生、護士、羅比·迪金、理發師漢普瑞、沃爾一家、凱伯一家、格得曼一家、布萊特曼一家──事實上,所有的鄰居都在那兒吃並悼念艾迪的父親。
就在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發覺自己懂事了。
隨著父親的離去,我突然成了家裏的頂梁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