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王權
商代是一個方國林立的時代，國家的外部形式表現為方國聯盟。商代的方國在殷墟甲骨文中稱為“某方”、“多方”、“邦方”等，方國首領的稱謂有“侯”、“伯”、“邦伯”、“任”、“田”等。這些方國多是由古代的部族獨立發展演變而來的，與商王國缺乏內在的聯係，因而具有很強的獨立性。諸方國與商王國的關係錯綜複雜，有的始終與商為敵，有的時服時叛，有的則長期與商結為同盟。可見，商朝並不是大一統的國家，而是一個以商王國為主體的鬆散聯盟；商王國與諸方國並非中央王朝與地方政權的關係，而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商王國既為方國聯盟的主體，作為商王國的首領，對其他方國而言，商王具有盟主的性質。商王權力的大小，取決於商王國勢力的盛衰。盤庚遷殷以前，商王國曾五次遷都，沒有一個穩定的政治中心，由於商王國的衰弱，王權也隨之不振。盤庚遷殷（前1300年）以後，內亂消弭，逐漸形成了以殷都為中心的王畿，王朝的地位才漸漸穩固。正因為有了政治和經濟實力雄厚的王畿為後盾，商王國才得以淩駕於諸方國之上，形同中央王國。
此時的商王經常以諸侯之長和盟主的身份對外行使王權，以命令的口吻支使方國首領。殷墟卜辭中有許多商王“呼”、“令”某侯、某伯的記載，說明商王對某些方國有一定的支配權。西方最強的周在名義上也承認商王為天子。此時似乎沒有成周式的封建製度，但部落間已有一種與封建製相近的比較精密的組織。天下一家的觀念，此時大概已很普遍；名義上的共主就是這個觀念的象征。
商王的對外權力雖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商王國內部，商王的權力則是至高無上的。王權的至尊，是由社會內部結構所決定的。
從社會內部結構來看，商王國是一個宗族國家，以宗族體係為基礎。在宗族政治體製下，商王具有多重身份，他既是王國的首領，又是同姓宗族的大族長，亦是異姓宗族的君主，集王權、族權、政權於一身。在王國內部，商王自稱“餘一人”，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無異於專製君主。
商王的王位繼承以兄終弟及為主，父死子繼為輔。兄終弟及是傳統的王位繼承法，武乙以前的諸王，兄死由弟繼承，直至無弟可傳，然後傳子。這種繼承製度的不確定因素較多，有一定的隨意性，容易導致爭奪王位的現象。武乙以後的諸王均為父死子繼，傳子製取代了傳統的兄終弟及製，這一製度為後來的周人所沿襲。
相關連接
武乙射天
武乙是商朝後期的一個君主，性殘暴，好征戰。有一次，武乙命人製作了一隻皮袋，盛滿獸血，掛在樹枝上，他親自挽弓仰射，射破皮袋，獸血噴出，武乙擲弓大笑說：“今天，天被我射了一個窟窿。”據說他後來被雷劈死，也有說征戰而死。
武乙射天的傳說，反映了商朝後期神權政治向王權政治的轉變，武乙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領頭作用。
殷墟與甲骨文
關於商代，舊的史料所供給我們的知識極少。直到清末甲骨文的發現。
我國目前考古發現最早的成文資料，始於商朝。商朝的文字資料，有陶文、玉石文、金文和甲骨文幾種。其中以甲骨文最為重要，而且數量最為繁多。殷墟最重要的發現首推甲骨文。自從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甲骨文在河南安陽小屯村發現後，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1928年至1937年，先後在殷墟進行了15次發掘，出土甲骨10萬多件，共有4500字，記錄了從盤庚遷殷至商朝滅亡273年間的曆史。這就是中國最早有文字可考的曆史。
商朝人迷信占卜，幾乎到了無事不卜的地步。從發現的殷墟甲骨卜辭來看，他們卜問的內容，從年歲的豐歉、戰爭的勝負、田獵的捕獲，到風雨的有無、出入的凶吉、疾病的輕重、婦人的生育，無所不包。有的時候，對同一件事還要反複地再卜、三卜，甚至十數卜，可見他們對占卜是非常鄭重其事的。
占卜是由“貞人”主持的。占卜之前，他們先要進行修治卜甲、卜骨的工作，即在選好的龜的背甲、腹甲或牛（少數為羊、豬）的肩胛骨的背麵，用銅鑽鑽出一個圓坑，再貼著圓坑用銅鑿鑿出一個棗核形的長槽。在一塊卜甲或卜骨上麵，也可以修治出許多這樣的坑槽，供多次占卜之用。占卜的時候，貞人先要將卜問的事禱告鬼神，然後用微火灼烤鑽鑿處，卜甲、卜骨的正麵就會循著鑽鑿疤痕出現一豎一橫像“卜”字的裂紋，這種裂紋叫“兆”。貞人就根據得到的兆形判斷所卜問事情的吉凶。
占卜之後，還要把這次占卜的有關情況記錄在兆紋旁邊，這些記錄占卜的文字叫作“卜辭”。這些卜辭是契刻在占卜用的龜甲、獸骨上的，所以又稱為“甲骨卜辭”，今人從文字的角度研究它，則稱之為“甲骨文”。在商王朝滅亡時，這些甲骨也被丟棄，被淹沒在商都城的廢墟——殷墟之中了。直到三千多年以後的清朝光緒年間，才又被世人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