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製度概說
科舉製度始自隋文帝開皇七年（587年），終於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是封建統治者選拔官吏的製度。
明清時代，凡入學者必經童試，錄取者為童生。再經“歲考”，錄取者稱“生員”，俗稱“秀才”。明清的科舉主要分三級，即鄉試、會試和殿試。
鄉試（秋闈），三年一次（常在八月），在省城舉行，應試者為秀才，錄取者稱“舉人”，也叫“孝廉”，第一名稱“解元”。
會試（春闈），鄉試後次年春天（三月）在禮部舉行，應試者為舉人，錄取者稱“貢士”，第一名稱“會元”。
殿試又叫“廷試”。由在會試後取得貢士資格的參加，在京都保和殿由皇帝親自主持考試，錄取的稱“進士”，第一名稱“狀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
新儒學與複古運動
魏晉以下儒教消沉，佛教幾乎占據了全部的精神領域。但漢武帝所完成的政治規模，與儒經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所以後代無論如何尊崇釋老，孔子的地位也不能完全抹殺。
隋文帝開皇九年（589年），統一全國。文帝雖好佛教，但曾一度“超擢奇雋，厚賞諸儒”。煬帝“征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諳熟周禮的吳郡人褚輝，精通《 尚書 》《 春秋 》的餘杭人顧彪，為《 毛詩 》注疏的餘杭人魯世達，均被征召。
舊的中國雖已成過去，古典文化的基礎卻未完全推翻。隋代已有人以新的孔子自居，這可說是二百年後新儒教的複古運動的預兆。
唐代末期，一部分由於財政的原因，因為寺院經濟惡性膨脹，僧侶享有免租稅，不服兵役、徭役的特權，他們利用這些特權與世俗地主爭奪地租和勞動力。但最後一部分由於文化潮流的轉變，發生了所謂三武之禍的第三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
“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唐代後期，由於佛教寺院土地不輸課稅，僧侶免除賦役，佛教寺院經濟過分擴張，損害了國庫收入，與普通地主也存在著矛盾。唐武宗崇信道教，深惡佛教，會昌年間又因討伐叛亂，財政吃緊，在道士趙歸真的鼓動和李德裕的支持下，於會昌五年（845年）四月，下令清查天下寺院及僧侶人數。八月，令天下諸寺限期拆毀；拆天下寺院四千六百餘所，蘭若（私立的僧居）四萬所。拆下來的寺院材料用來修繕政府廨驛，金銀佛像上交國庫，鐵像用來鑄造農器，銅像及鍾、磬用來鑄錢。唐政府從廢佛運動中得到大量財物、土地和納稅戶。唐武宗滅佛在中華佛教史上被稱為“會昌法難”。
佛教在財富與人力上受了很大的打擊，此後永未恢複舊有的地位。
韓愈是儒學複興的代表人物。他極力主張辟釋老而尊周孔。元和十四年（819年），憲宗皇帝派遣使者去鳳翔迎佛骨，京城一時間掀起信佛狂潮，韓愈不顧個人安危，毅然上《 論佛骨表 》，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將佛骨“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憲宗得表，龍顏震怒，要處以極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極力說情，免得一死，貶為潮州刺史。
韓愈高舉儒學複古的旗幟，樹立了從堯、舜、禹、湯、溫、武道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統”，倡導恢複儒家正統地位，形成一股影響廣泛的社會思潮。“古文”這一概念由韓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來講求聲律及辭藻、排偶的駢文視為俗下文字，認為自己的散文繼承了先秦兩漢文章的傳統，所以稱“古文”。韓愈提倡古文，目的在於恢複古代的儒學道統，將改革文風與複興儒學變為相輔相成的運動。
反佛滅佛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維護儒學的正統地位不受威脅，因為儒學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是傳統文化的代表。但傳統儒學的有些內容到這個時期已經顯得有些陳舊過時，需要調整和發展，需要吸收一些新的東西。佛教和道教也需要吸收一些新的東西，如傳統的觀念，以便能更廣泛地傳播。所以儒道佛在矛盾衝突的同時，更有著明顯的融合的趨勢。
隋朝經學家王通提出“三教可一”的主張，想以儒學為主，調和吸收佛道的有關理論。韓愈雖激烈反佛，卻在實際上吸收了佛教的一些理論，其道統說和複性論明顯的是吸收了佛教的法統觀念和心性學說。他還與佛教高僧元惠、靈師、文暢等過往甚多，有詩相贈。就佛教而言，隋唐時期各宗派都已經吸收了儒道精神，比如對孝悌學說的吸收，以致有了“孝僧”的名稱，尤其是禪宗講心性論，與《 孟子·盡心上 》說的“盡心者，知其性也”很相近。天台宗則把道教長生不老的神仙思想吸收進來，主張先成仙再成佛。就道教而言，也開始講禮義、忠孝，顯然是受到了儒家的影響。原來道教理論和教規都不完善，隋唐時期開始創立理論體係、製定教規戒條，則是在佛教的影響下進行的，有的甚至直接模仿佛教。
其實，儒、道、佛的思想，各有其價值。如《 三教平心論 》卷上所說，“以佛修心，以道養身，以儒治世”，三者缺一不可。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一個人可能分別需要儒家的入世進取、道家的進退自如甚至佛教的逃避放棄，僅有一兩種精神是不夠和不完整的。而且，三家在哲學思辨方式上的互補性，儒家重視具體的行為規範和原則，太實用了，在哲學思辨方麵不夠深入；道教和佛教對現實持超脫或遺棄態度，總講些遊離現實、抽象玄奧的道理，哲學思辨要高出一籌。尤其是佛教，在三家中是思辨層次最高的。三家在思辨方式上的互補性還在於儒家習慣於正麵闡述，道家善於從反麵認識，佛教視而不見，不正不反，三者的配合恰似數學上的正數、負數和零的配合一樣，結合起來才是完整的認識方法。正因為如此，再加上唐朝盛世雍容包納的氣度，這個時期儒、道、佛三家融合實際上都是立足本家融合另外兩家，結果仍然是三家並存並且都得到了改進。尤其是儒學，在這個融合的趨勢中吸收了佛道精神，開始了由傳統儒學向新儒學即理學的轉變。
“文起八代之衰”
“文起八代之衰”，這是蘇東坡給予韓愈的讚語。所謂“八代”，指東漢至唐以前的八個朝代，即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實際上主要指兩晉六朝這個駢文鼎盛的時代。駢文是當時流行的一種文體，它的句式對偶，辭藻鋪排華麗，並講究聲律。駢文發展到極端，無文不駢，無語不偶，走向形式主義，以致帶來駢文的危機和文學的衰落。
使文學跳出駢儷窠臼的，要首推韓愈。中唐貞元、元和時期，韓愈、柳宗元大力提倡“古文”，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唐代古文運動，“古文”因此逐漸取代了“今文”（駢文），並在散文領域雄霸了千百年。
朱全忠殺宦官
唐朝朝廷鎮壓了黃巢起義軍之後，全國變得十分混亂。地方上，新老軍閥各霸一方，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中；朝廷裏，依然由宦官把持著大權。他們在北司辦公，常常推翻由宰相領導的南衙的意見。皇上隻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聽憑南衙與北司去胡鬧。
公元889年，唐僖宗死了，按照慣例，宦官們把僖宗的弟弟李曄捧上台，這就是唐昭宗。唐昭宗在享樂腐化方麵不比唐僖宗差，但他不甘心當宦官的傀儡，便跟大臣們偷偷商量，要擺脫宦官的控製。
在當時要做到這一點談何容易！?搖自從玄宗把宦官增加到數千，讓高力士等人參政以後，宦官的勢力一天比一天強大；唐文宗時期發生了甘露之變，宦官更控製了朝廷大權。直到公元900年，唐昭宗才通過宰相崔胤，跟黃巢的降將宣武節度使朱全忠聯係上，靠朱全忠的支持，把兩個驕橫跋扈的宦官頭目，擔任樞密使的宋道弼、景務修除掉，宦官的勢力才稍稍受到抑製。
這一來，打草驚了蛇。掌握軍權的宦官劉季述、王仲先立刻暗地裏跟掌握政權的王彥範、薛齊偓商量，這四個宦官頭目一致同意，廢了唐昭宗，另立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