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抓住它。
必須。
坐下來。重又開始寫那個中篇小說《四季無夏》。
可惜的是，那聲音沒能伴我寫作的始終。它很快消失了，隻留下一些形象—— 一群西藏高原上的倉庫兵，還有那個藏族戰士斯塔，以及“黑蛋”和“嘉飛”……這些形象伴我寫完了《四季無夏》。
我以喜滋的心來致謝昆明筆會的那些日子——捧了小說稿，拿給裘山山等人傳看，柳建偉則欣然提筆以極快速度寫了一篇評論——《我的心喲，在高原》。
我將小說稿投給了一家雜誌社。心情是濃歡的。我以為，隻要那家雜誌一刊登，我便可以與那些形象永遠密而不分了。我以為，隻要那些形象知道了這篇小說，肯定會有讚美之歌吻在我的唇上。我以為。
沒過幾日，我的小說稿被退回來了。原因很簡單，雜誌社一位屬“極端現實主義”的編輯結論：“現實生活中根本不可能有那種事。”我隻好在被退回來的小說稿中尋找一條大概可以通向“有那種事”的創作路徑。
可能有。可能沒有。我迷路了。心情就像……哦，有些像塞內加爾詩人列奧波爾德·塞達·桑戈爾描述的那樣——
太陽潛入苦惱之中
潛入充足的光線之中
潛入顏色喊聲憤怒的顫動之中……
黑暗中，我撕下小說稿的第一頁稿紙（幸虧隻撕下這麼一頁），捏在手裏揉著，不知怎麼竟把它揉成了一隻警犬的體態。肯定是把它揉痛了，它忍不住輕聲哼叫，喚來另一隻警犬與它一起哼叫。
我熟悉這哼叫。
不是哼叫。是“黑蛋”和“嘉飛”在凝結過血的草地上的竊竊私語。這兩個可愛的家夥商量一陣，便將它們寶石般的眼睛綴在我床頭的台燈上。
哦，眼睛，就是這眼睛，開始悄悄向我講述一些“現實生活中根本不可能有的事”。我聽著，瞧見那眼睛中的眼睛——是我的眼睛，於是我從我迷惘的眼睛深處，探尋小說應該怎樣表現現實的問題。這是我第一次對文學理論有所思考，但我並沒有思考出什麼結果，也不想真的思考出什麼結果。因為我擔心一旦有了結果，可能會造成我今後的創作很自然地陷入某個“主義”的框框裏。我不願意在我自己設想的一座“自由創作殿堂”裏成為一名缺席者。
不願意。
也許這擔心是多餘的，但我仍是願意遠遠地觀望那些名目繁多的“主義”，或者浮淺地感受一下別人所思考出的種種“結果”。當然，對於有些“結果”，我還是很認同，甚至很欣賞。比如秘魯作家馬裏奧·巴爾加斯·略薩，他在談他本人的創作觀點時這樣寫道，“偉大的小說不是去抄襲現實，而是把現實解體而又適當地加以組合或誇張。這樣並不是為了標新立異，而是把現實表現得更富於多麵性。”
而在眼下，在我麵對被退回來的小說稿的眼下，我又是那樣急切地需要一個結果。我很焦慮，隻有一個屬“福音”性質的結果才能緩解我的焦慮。
終於，福音的序曲奏響了。是那個叫裘山山的女作者給我帶來的。
還在昆明筆會上，裘山山就已經看過我的那篇小說。記得她當時並不像柳建偉那麼激動，她幾乎不作任何評價，既不說好，也不說差，隻是端坐著很“寂靜”地微笑。我很喜歡她的這種“寂靜”。也許她的內心世界和真實性格並不“寂靜”，但我對她的“寂靜”印象已是不可改變了。
我喜歡。
究其原因，這極有可能與我在此之前讀過她的一個短篇小說有關。小說題為《綠色的山窪》，大概是寫她自己當話務兵的一段生活經曆，具體情節我已記不住了，唯有描寫她們營區宿舍周圍環境的那一句令我難忘——
寂靜。山穀裏那種特有的含著草木清香的和潮冷的寂靜。
我喜歡寂靜。這主要是指我的寫作習慣——隻有在寂靜的夜晚才能安心寫作。我不知道裘山山是不是有這種習慣，但我知道另一位我喜愛的女作家也是這樣。我一直想見到那位叫伊莎貝爾·阿連德的女作家，可惜她的國度太遙遠，在美洲的智利，並且還流亡在委內瑞拉。盡管我隻讀過她一部長篇小說《愛情與陰影》，但她的一段話，卻已經將她的形象化作一種智慧的顏色，極為親切地塗抹在了我的心上——
……我回憶起這個故事的目的是不讓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隻有在寂靜的夜晚，在我最終能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才能做到這一點。為了他們，為了那些跟我推心置腹地談了他們的身世，並對我說“拿起筆來寫吧，免得讓風吹走”的人，我將這樣做。
我是在數十個寂靜的夜晚寫下《四季無夏》的，參加昆明筆會的幾個作者都知道，那個被我暗地裏稱之為“寂靜姑娘”的裘山山自然也是知道的。在我焦慮而懊喪的時候，她來了。來寬慰我。那神態，那口氣，都是寂靜的。我不由想起她的那篇《綠色的山窪》，似乎感受到了一種綠色,是柔和的翠綠，沁人心脾的翠綠。她說，沒關係，全國那麼多家刊物，一家退稿也很正常，我想，你的這篇小說總有一家會發表的。
這話果然是福音。當天，我收到《西藏文學》副主編秦文玉的來信，信中囑我以最快速度給他寄一篇小說。我照辦了，用特快專遞給他寄去了《四季無夏》。不多日，《西藏文學》的另一位副主編羅倫張來對我說，《四季無夏》雖不能算是一篇佳作，但小說裏描寫的那個“黑蛋”卻勾起他對“益西”的不盡懷念。
“益西”也是一隻真正的德國純種警犬，由內地為西藏地區定向培訓的，原在拉薩市公安局警犬隊服役，檔案裏有它幾次立功的記載。那一年的那一天，也就是拉薩市公安局也接到公安部“就地殺滅一切警犬”命令的那一年的那一天，警犬隊的幾個藏族訓練員驚呆了，就像有個霹靂在他們的頭頂炸響。盡管他們是身著警服的警察，但他們以“放生為榮，殺生為恥”的信條卻深藏內心。對於他們，“放生”這個詞是生活中的飽含甘甜乳汁的一首詩，是先祖以色彩斑斕的夢境豎起的一座道德紀念碑。而現在，突然要他們親手殺滅跟自己朝夕相處的警犬，這無疑是一樁作惡罪孽。他們寧肯自己倒在血泊之中或者倒在糞土之中，也拒不執行那個命令。
那些日子，有個叫昂紮的藏族訓練員難過得像是失了魂，成天拎一大網兜狗食去八廓街巡遊。他注視著那些南來北往和東竄西去的不同品種的藏狗——多麼自由自在的狗們，或是躺在路邊牆腳舒舒服服地曬太陽，或是三五結伴悠悠閑閑地逛商店，或是橫穿馬路去談情說愛……昂紮看著看著，就把網兜裏的狗食一一遞給狗們。誰能知道，這些狗食竟是警犬的口糧。昂紮傷感地想，吃過警犬口糧的藏狗，一定會給那些就要慘死的警犬一點兒祈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