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還有什麼值得我攝下來留作紀念的？
細雨紛揚的黃昏裏，從陵園的大鐵門處走來紮西和達珍。我正要迎上去，問問我的姑媽為什麼沒有來，卻聽陳茵有些激動地一聲叫，哎呀，那……那不是……
那不是什麼？從陳茵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好像認出了誰。可能是久沒見麵，他一時還不敢確認。
我看見達珍的身體哆嗦了一下，她定神看著陳茵，繼而跟紮西低語幾句，竟有些驚慌地跟紮西轉身飛跑而去。是什麼使這兩個人像見到了天大的危險？難道是他倆怕見到陳茵？
我問陳茵是否認識達珍和紮西，陳茵的回答很讓我失望，他說近幾年視力越來越差，攝的有些照片都是模糊的，因為鏡頭焦距根本調不準，他可能是認錯人了。不過，那個叫達珍的女孩子他好像很眼熟，但想不起來是在哪兒見過。
陳茵眯著眼回想一陣，還是沒有想起來。他又蹲下去，伸著枯槁的雙手繼續在墳前拔草，跟他過去的老首長、老戰友握手……將他此生最後的風燭殘年握成一個個如詩如歌的溫情節日。
我為此而感動，萬千思緒始終縈繞於那幾個濕潤的夜晚——我寫下了報告文學《殘陽如是說》。我想，那些前輩們“一生求解放，至死為人民”的時代精神能否被後人繼承下去也許還是個問題，但我們至少不該忘記它，那是曾經使人在黑夜中堅信黎明終會來臨的熠熠閃光的東西。
長眠於這座陵園裏的人當中，有許多人是值得我永遠懷念的，但我最熟悉的卻隻有兩個人——龔巧明和田文（盡管她倆不是烈士）。
這兩個女人都是我的朋友，並且是我個人認為的當時西藏地區幾個才女（馬麗華、龔巧明、田文、塔熱·次仁玉珍、姚豔萍、陳光榮、彭沛）中的兩個。她們的才氣可以把荒無人煙的蠻山野嶺裝訂成浪漫優美的詩歌集。
最早認識龔巧明是在1979年的夏季。那時候我還在某部通信連任副連長，剛從中越自衛還擊戰的前線撤回來。戰場上的那些經曆引發了我的創作欲望，而最後刺激我神經的卻是我離開戰場時，最後看到的一個僅僅幾分鍾的短暫場景——我們部隊是夜晚徒步急行軍撤回國的，一到“臨時國界線”這邊，身體疲憊而心情放鬆的我們立刻橫七豎八地躺在公路上睡過去了。清晨，某汽車團的車隊來接我們，大家興奮不已地相互招呼著上到車廂裏坐好。就在汽車啟動的那一刻，車廂裏突然安靜下來，再沒有一個人說話，所有人都在驚異地注視公路旁的一座山。
我們部隊臨出國的那一天，曾在這裏著統一輕裝，當時這座山還是光禿禿一片，而現在，山坡上赫然壘起了密密麻麻的墳包，並且還有戰士在抬著烈士遺體往那裏去。
我記住了那些默默無言的墳包，記住了那些猶如一座座令人心悸的醒目驚歎。
隨著我們車隊的移動，那些墳包也像是在移動，遠遠望去，它們像是在山坡上睜大的一隻隻突凸的眼睛，那麼專注而深情地看著我們這些從戰場上活下來的幸福而光榮的人，似乎在期望著跟我們一起走……就那麼看著我們，直到什麼也看不見，再也看不見……死神乘著席卷而來的陣陣硝煙，悄悄俘獲了我以前從沒想到的許多許多的東西。
我們部隊撤到廣西的一個村莊作休整待命，在此期間我寫了一份戰鬥總結報告，主要講述戰鬥中無線通信如何跟敵方進行電子對抗的成功經驗，這份報告不久便被總參謀部編進了“戰例”。這其實是在我預料中的事——對於一貫有驕傲自滿缺點的我來說，我甚至覺得那樣精彩生動的戰鬥總結報告隻有我才能“編寫”出來。更讓我的虛榮心得到滿足的，是後來總參通信兵部的幾位首長，他們專門下到連隊來找我，說要親眼見一見這個年紀輕輕但很具才氣的小副連長，並且挨個兒握了我的手，一個勁兒地跟我道謝。一時間，我受寵若驚得不知所措了，總部首長居然不斷地對我這個基層連隊幹部說“謝謝”。
麵對令人有些不可思議的禮節，我該怎樣還禮？簡直……
我們部隊的參謀長也站在一旁添油加醋地誇，這小子，他要站到新兵堆裏，猛一下你還真有點兒分不清他是幹部還是新兵，但他的軍事技術不含糊，每次軍事大比武都拿通信全能第一名，還立了好幾次三等功呢，這回我們還要給他記功，這小子有培養前途，聰明。
這一誇，更加使我感到時機已經來到，我的才氣很快就會如噴泉般湧出。是否找首長好好談一談，改行當個政工幹部？這樣的話，我就會有許多時間來寫作，我將寫通訊報道……不，我將寫詩、寫小說、寫散文、寫報告文學，我將把我所寫的一個個動人故事裝裱成一麵麵神聖的軍旗。
機會終於來了，幸運之門向我倏然敞開——我們部隊回到四川的駐地營房沒幾天，我便接到了成都軍區的調令，調我去某機關當政工幹部。幾乎是在同時，我還接到了武漢通信兵學院指揮係的入學通知書。
麵對兩個去向，我懷著暗自欣喜的心情認真考慮了好幾天。照理說，像我這樣隻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人，最佳選擇應該是去學院學習，並且像這樣免試進學院的好事簡直千載難逢（兩年前國家已經恢複了高考製度）。團長李光榮催我盡快作出自己的選擇，因為軍區和學院要求我去報到的時間很緊迫。
為了實現我沉迷已久的文學夢，我最終選擇了去當政工幹事。我朝那個激蕩人心的夢走去，不是走，是奮力奔跑而去。可是奔跑的速度過於快了，我根本喘不過氣——在機關辦公室坐了一段時間，我連一篇看似簡單的通訊報道也沒寫成，很費腦筋地寫了一篇題為《戰友》的短篇小說，改了又改，終於沒好意思投給哪家編輯部，那些類似戰鬥總結報告的東西，我又再沒興趣也完全寫不出來了。唯一有點兒長進的，隻是我學會了照相和衝洗膠卷的技術。
我需要學習，需要幫助，作為一個在當時尚屬“文學愛好小青年”的人，大有必要以謙卑的姿態向那些真正的詩人和作家請教，從而使自己得到“豁然開朗”的啟示。可是那些詩人和作家我連一個也不認識，更談不上跟他們有什麼友誼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