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黎與其他非非主義詩人
1986年的現代詩群體大展上，“非非主義”揚名立萬，楊黎也伴隨著“非非詩派”發起人之一的名號，在中國詩壇上活躍了近30年。事實上，在現代詩群體大展前一年，“非非”就已經開始聚集。大展當年，鉛印民刊《非非》的亮相，宣告了這一詩派的正式成立。
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先鋒詩歌運動中，“非非主義”算得上是一個標準的、規範的詩歌流派：有詩人、有刊物、有作品、有理論、有詩歌理論家，甚至有自己的宣言。1986年和1988年，“非非詩派”先後以藍馬的名義發表了兩篇宣言。《非非主義宣言》宣稱：
退出世界！退出價值！退出語言！退出文化！退出人！
接下去我們就會返身高喊——
逮住世界！——摔它。揉它。改它。造它。
逮住價值！——剝開它。擺布它。豎起它。推翻它。等等它。
逮住語言！——騎它。玩它。搗它。亂它。組織它。解散它和解
雇它……
一係列理論，一係列作品，在詩歌理論界乃至於文化界，都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非非主義”提出了“前文化還原”的概念。按照羅振亞在《“非非”詩派：還原“前文化”的藝術探險》一文中的說法：“‘非非主義’詩人認為：前於人類創造文化之時，有一種永恒的存在狀態即詩性存在狀態，那時宇宙萬物都呈現著天然的原初風貌和本原意義……可是，在經曆了粗暴的人類行為(文化)侵略後，一切都被異化為符號化、語義化的‘文化的世界’。人也因各種文化規範和理性形式鉗製，而委頓得失去了應有的生命活
力。針對文化過程的累累負值，‘非非主義’的最大願望和使命就是要給人‘洗腦’，把人從文化‘這部以符號係列為部件的特殊的機械裝置’中解放出來，顛覆或清除曆史形態對人的感覺、意識、語言的影響，使人在前文化語言的還原中恢複生命活力。”
“非非主義”對人的“解放”，是從語言開始的。正如何小竹在《四川先鋒詩歌回顧》中所稱：“非非主義注重語言的還原，主張清除語言（語詞）中那些被文化汙染了的語義，讓詞語回歸最純粹、本真和直接的品質。在詩歌寫作上，接近羅蘭巴特所謂的‘零度寫作’，即：忌用比喻、象征、暗示、意象等修辭手法，使詩歌成為詩歌本身。”
楊黎的詩歌寫作實踐，是和“非非主義”的這一係列理論密切相關的。上世紀90年代初期，“非非主義”作為一個詩歌派別實際上已經不複存在，楊黎轉向了“口語詩”（或稱“口水體”）的寫作，然而從他的寫作中，依然可以看到“非非主義”的傳承。本選本中，就收錄了一首這樣的“口水詩”《找王菊花》。詩中，一個叫王菊花的窈窕淑女在北京和“我”同居三年零三個月，但有一天她走了，於是詩人問道：
在我們中國，有沒有三百個王菊花
在北京，有沒有三十個叫王菊花的女人
我曾經認識一個，僅僅是一個
而她走之後，我就一個也不認識
這樣的詩，有沒有詩味，是會引起爭論的；這叫不叫詩，也是會引起爭論的。是的，那些句子，就是人們日常口中的大白話。但作為“詩”，它又跟真正的大白話不完全相同，詩人在詩歌的最後歎息道：“波斯人說：新人舊人一代接著一代/他又說：代代世人匆匆去了又來”。王菊花，一個多麼土氣、多麼普通的名字啊，一個王菊花走了，會不會有另一個又來了？“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大白話之外，似乎又別有意味。
楊黎的這種“口水體”，總會讓人不經意地想起“梨花體”：“毫無疑問/我做的餡餅/是全天下/最好吃的”（趙麗華 《一個人來到田納西》）事實上，二者確實是有著密切的聯係的。在2006年那起“梨花體詩歌事件”中，楊黎曾在北京發起了“支持趙麗華、保衛詩歌朗誦會”。而烏青則寫下了《下一首詩》聲援趙麗華：“你看了我的詩/說這種東西你一天可以寫/一百首/我說我的下一首詩/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