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十年，中國白酒看貴州9
古鎮街景
“貴州白酒”：品牌經濟時代的戰略抉擇
◆ 王 剛
摘要：從貴州白酒的人文因素、自然因素和豐厚資源等方麵，論述打造“貴州白酒”集體商標的必然性和可行性，認為，申報和打造“貴州白酒”集體商標，是貴州白酒在品牌經濟時代的戰略抉擇。
關鍵詞：貴州白酒；集體商標；品牌經濟時代；戰略抉擇
申報和打造“貴州白酒”集體商標，是品牌經濟時代貴州酒業的戰略抉擇。2009年，貴州省政府在《貴州白酒品牌基地建設方案》①中，將申報“貴州白酒”集體商標提上了議事日程；貴州省長趙克誌今年6月在“全省白酒產業發展大會”上也提出：“積極組織申報‘貴州白酒’集體商標，力爭把‘貴州白酒’打造成為像‘法國紅酒’那樣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著名品牌。”打造“貴州白酒”的集體商標，就是打造以茅台酒為代表的貴州白酒品牌，對提高“貴州白酒”的知名度、美譽度，樹立“貴州白酒”獨特的品牌形象，將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悠久曆史：貴州白酒的“人文因素”
《集體商標、證明商標注冊和管理辦法》第七條規定：在編製集體商標申請書時，要說明“該商品的特定質量、信譽或者其他特征與該地理標誌所標示的地區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的關係。”其中談到的“人文因素”，實際上就是該商標的文化內涵和發展曆史。貴州白酒曆史悠久，文化內涵豐富，具備集體商標的“人文因素”。
早在商周時期，今貴州仁懷一帶已經有了釀酒活動的遺址，出土的大口尊、陶瓶、陶杯是我省最早的盛酒器、斟酒器和飲酒器；仁懷合馬出土的西漢文物甕、壇、罐、壺、碗等用具，可以直接用於釀酒、飲酒；務川縣大坪漢墓群出土的酒具蒜頭壺，有陶器與銅器兩類，其造型美觀新穎，工藝精湛，所具特征為秦文化典型器物，屬國家一級文物；赫章可樂出土的單耳小罐、盤口瓶、圈足單耳小杯，威寧中水、平壩金銀鄉、安順寧穀、畢節青場等漢代遺址出土的陶罐、陶壺、陶甕、漆耳杯等酒器，都是貴州酒文化悠久曆史的見證。
記載黔北酒或發酵物的最早文獻，應當是司馬遷在《史記》中關於枸醬的記載。枸醬究竟是何物，曆來爭論不休。但枸醬是由枸的果實發酵而成的美食，卻是不爭的事實。這說明遠在漢代，今赤水河一帶的仡佬先民，已經掌握了高超的發酵技術，製作名聲遠揚的美食枸醬。貴州彝族有悠久的釀造曆史，彝族古歌唱出了釀造的複雜過程：“酒是眾人釀出，色色帕爾是釀酒的始祖，他汲取九十九股清泉煮蕎粒，泉水裏有九十九種鮮花的露珠。釀酒的器具是挖空的香樟樹，做酒曲要用十六種草藥，要靠幾百隻腳各處尋找，火濟尼昝是做酒曲的始祖，他率領族眾翻山登雲，踏出世上的路九十九條。”從古歌可以看出，彝族釀酒分工明確，用料講究，工序複雜，釀製甜酒的技藝已經達到較高水平。
咂酒的獨特的發酵過程、飲酒方式，可見出西南、西北，特別是貴州少數民族獨特的酒文化與創造精神。三國時期沈瑩的《臨海異物誌》，晉·常琚的《華陽國誌》已有關於咂酒的記載。清李宗昉《黔記》：“咂酒，一名重陽酒，以九日貯米於甕而成，他日味劣，以草塞瓶頸。臨飲，注水平口，以通節小竹，插草內吸之，視水容若幹征飲量。苗人富者，以多釀此為勝。”咂酒屬於小曲釀酒，在選用釀酒原料上因地製宜、隨心所欲。高粱、糯米、黏米、茅稗、黃稗、草籽、玉米、蕎麥、青稞、小米、大麥等都可用做原料，也可以幾種穀物合用，有的還將刺梨、拐棗、桂花、野莓、紅籽、紅果、薔薇等摻入釀製，故也稱“雜酒”。原料選用的多樣性和釀製過程的獨特性形成了咂酒千姿百態的風格。
宋、元、明時期，發酵酒與蒸餾酒並存，酒類品種多樣化。甜米酒釀製工藝簡單，生產周期短，家庭主婦皆能釀造，因此，家釀甜酒是這一時期普通家庭主要的飲用酒。咂酒是這一時期少數民族聚會節慶的主要用酒。宋人朱輔所著的《溪蠻叢笑》記述了仡佬族的飲酒情況：“仡佬之富者，多以白金象鳥獸形為酒器，或為牛角鵓鳩之狀，每聚飲，盛列為誇客，名銀鵓鳩。”宋代黔桂一帶還盛產老酒。“老酒，以麥曲釀酒，密封藏之數年，土人家猶貴重……有貴客則設老酒酢以示勤，婚娶亦以老酒為厚禮。”這一時期，飲用酒精度數較高的燒酒（蒸餾酒）逐漸成為主流。1986年桐梓夜郎壩宋墓出土的石刻《夫妻對飲圖》，1987年習水縣程寨鄉大合水宋墓出土的石刻《待飲圖》，貴州酒文化博物館館藏遵義市郊趙家壩明墓石刻《備宴圖》等，所雕刻的酒具皆與現代飲用高度白酒的酒具相似，這些飲宴場麵所用之酒應為蒸餾出來的燒酒。
明代，飲酒已成為文人墨客吟詩作賦的主要內容、抒情壯懷的主要媒介。播州第26代土司楊斌的詩中有“提壺盤桓”、“酒醉詩懷”、“沽酒登高”的詞語；明永曆年間隱居遵義的郭之翰有“樓頭醉酒樓下吟，鶯未開喉春未深”，“偶向南天泛酒杯，萬帆如葉逗杯開”的詩句。在明代的詩句中，還可以看到當時釀造的“醍醐酒”、“楊梅酒”，也可以感受到古人飲酒抒懷、飲酒怡情的閑情雅興：“杯滿酌波鯨引吸，句雄驚座說麈狂”；“茶煙酒碗判清臥，不待辟塵休問犀”；“欲問山翁何所事？白雲釀酒醉煙霞”。
正由於商周以來釀造技術的積累，清代，貴州的釀造技術達到一個高峰，釀造出舉世聞名的茅台酒。茅台酒的出現，是中國白酒發展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事件。清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貴州布政使愛必達所著《黔南識略》較早記載了茅台釀酒情況：“茅台村地濱河，善釀酒，土人名其酒為‘茅台春’。”
1929年，遵義市郊董公寺，生產出另一種獨具一格的美酒——董酒，這是貴州釀酒史上的又一重大事件。董酒小曲小窖製取酒醅，大曲大窖製取香醅，酒醅香醅串蒸而成，其工藝簡稱“兩小、兩大、雙醅串蒸”。董酒以其獨特的工藝與獨特的香型，後來成為中國白酒五大香型（現已發展為12種）之一其他香型（現名董香型）的代表。
上世紀80至90年代初，是貴州白酒的黃金時代。茅台酒、董酒、習水大曲、珍酒、鴨溪窖酒、湄窖酒、珍酒、安酒、勻酒、金沙窖酒、平壩窖酒、懷酒等國優、省優名酒，暢銷省內外，供不應求。在1986年舉行的第四屆貴州名優酒評獎中，評出貴州名酒品牌48個。本來，這是貴州白酒確立形象、占領市場的良好機會。但是，由於白酒企業處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時期，企業缺乏活力，缺乏有效的監督和約束，缺乏競爭和激勵機製；普遍開展的名優酒擴建、改建、技改工程剛一上馬，就遇上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出台，這些工程被迫停建，使企業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和包袱；大量資金投入生產建設，卻忽略了市場開發的投入。於是，當山東、四川等省的酒業憑借強大的宣傳攻勢占領市場之時，貴州名優酒卻除茅台酒外，大部分一闋不振，眼睜睜地看著其他酒業攻城掠地，錯失了貴州白酒的發展良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