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記米行的老板貝錦成在抗戰初期，曾被推選為平湖米業公會會長。熬過1937年11月5、6日的日軍飛機轟炸和隨後的兵“匪”洗劫和某些人的順手牽羊後，傷了皮肉筋骨但未傷著元氣，不像一些小店從此偃旗歇鼓，而與其他幾家較有實力的米行一樣，也在局勢稍為穩定以後複業。抗戰八年，平湖縣城基本上在日軍的占領之下，作為平湖縣內陸陳行業中最大的幾家米行之一，昌記米行同開業著的其他的幾家大米行一樣，必定要首當其衝地應付日偽攤派的辦軍米等事務。糧食是戰時我敵雙方必爭的戰略物資，平湖又是官定的全省僅有的四個產糧縣之一，糧食的出處就更引起軍政界的注目。
周偉權是貝錦成在1948年立紅氈毯收的學徒，據他在2008年元月3日回憶：“貝錦成在敵偽時期任米業公會主席，辦軍米，收菜籽，勝利以後吃官司。”不知是坐實漢奸的證據不足，還是孔方兄的力量，或者是兩者兼而有之，抗戰勝利後身陷囹圄的貝老板不久即獲開釋。生意人總要做生意，這是生意場上的口頭禪，也是貝老板信奉的金科玉律。獲釋後不久，貝錦成就重組米行，並樹自己姓名作店號：“貝錦記米行”。
金洪聲在昌記米行就深得貝老板信任，貝錦記米行的賬房人選，貝老板仍屬意於金洪聲。然循舊例新規，進店都需參股，股金每人最低70石米。
這就是上章末所說的難倒金洪聲和全家的事。俗話說“一錢難倒英雄漢，虎落平陽遭犬欺”，此時的70石米，對一般人而言，都是一個巨數。當時公教人員中的小教工資為月薪米一石五鬥，70石米相當於一個小學教員近四年的工資。而且金洪聲此時的家庭經濟狀況，雖因張筠秋去嘉興新塍代課稍得喘息，然仍處在有舊債需要償還的窘態。
金洪聲在1953年省行政學院學習時的回憶中，對進貝錦記米行隻有一句話的記述：“進了貝錦記米行做職員。”在填寫的履曆表中說明了進貝錦記米行的確切時間和職務：“1947年3月至1949年6月會記（計）。”會計即舊時所說的賬房。知情的金舜儀如此回憶：“進貝錦記，仍做賬房，進來要搭股，空手進來不放心。不出事需要你時，你走了，要跳箱子蓋。入股70~80石米鈿。”前文說70石米是取其最低數，“跳箱子蓋”，平湖話耍大牌撂攤子的意思，平時就要以經濟手段防止你消極怠工。更要防止你在經濟上“出事”，你入股幾十石大米，老板就獲得了一定的經濟擔保。當然持股到年底可分到一定的紅利，刺激你做事的積極性。
周偉權的說法也證實了這點：“米行收學徒要挑有點根基人家出身的人，不是隨便什麼人家的孩子都能進的。內賬房，更要地主、資本家出身的才可做。我家裏也是像模像樣開店鋪的，學的也隻是場子上的生意。”像貝錦記這樣的米行，在財務上的出進，動輒碰百成千甚至上萬，賬房事涉全店財務上的關鑰，故而更要有經濟上的擔當。而此時的金洪聲已非當年進昌記米行當賬房時可比，當年入股600元，他隻需從義昌米行和隆順興米行各取一點現金，仿佛抬腳間就一蹴而就了。而今日要拿出70石米，無啻是無力籌措的天文數字。金舜儀接著回憶：“屋裏已沒有錢，以前做的那點已炸完了，積蓄根本沒有，隻有借。第二個阿姐在上海紗廠做，向她也借一點；大娘舅也借一點；另外阿媽向人借，湊齊這筆錢。”機會難得，稍縱即逝，隻得全家人行動四處告借。大娘舅即張禮甫，此時已故世，應是向關係一直不錯的張振乾周轉，習慣上仍稱謂“大娘舅”。張筠秋去了一次宣家浜，說明原委，姐姐、姐夫有急需，振乾自然傾力襄助，自己現有也不多，好在他有“麵子”，可以再向別人轉借些。洪聲母親深知此事關係兒子一家的前程，而且走好這一著棋，全家這盤棋或許也就活了，所以也拚著臉麵用盡全身力氣騰挪。半個來月時間，總算湊齊這70石米之數，金洪聲終得再進貝錦記米行。
由於籌錢耽誤了些日子，正賬房已有他屬，金洪聲名義上隻能是貝錦記米行的副賬兼場子上的外賬房。而實際上在大多數時間裏，做著正賬房兼客戶經理的工作。
自此，金洪聲進貝錦記米行，張筠秋在離縣城僅5裏的民豐鄉教書，這就可以在平湖縣城安個家，結束年餘夫妻倆聚少離多的生活。房子由張筠秋的寄伯楓大姨張羅，租住分金弄弄底2號羅姓人家的一所兩層樓房。
楓大姨的小叔徐善濤，自抗戰勝利從外地回家鄉平湖後，一直擔任著平湖縣自衛大隊副隊長的職務。金洪聲張筠秋與徐善濤論起親緣關係來，是堂表兄妹的關係，因而得以結識。此人的出現，以後將對金洪聲張筠秋的命運發生重要的影響，我們將在以後專章敘述。
幾乎在金洪聲進貝錦記米行的同時，張筠秋接到了劉明的來信，囑她和金洪聲擇日一同去乍浦，有要事相商。
事關當時中共海北地下黨的組織隸屬關係，有必要在此處將劉明莊雪英的行止簡述如後：劉明於1942年5月任中共海北特派員，為海北地區黨組織負責人。1945年10月，隨浙東區黨委北撤到漣水後，擔任華中分局分局政治交通，並兼管海北地區黨的工作。1946年8月前後，由祝歧耕聯係指導海北黨組織。1946年12月，劉明重返海北任特派員。
當時上級黨組織和張筠秋都是單線聯係。
綜合張筠秋1950年和晚年的四次回憶，劉明1946年12月重返海北後，代表黨組織向張筠秋布置的任務如下：
“1947年1月，原來的領導同誌劉民（明）回來了，指示我們發展新同誌，預備搞武裝。平湖叫我劃表，一個幹正民同誌負責退伍軍人交朋友，找外圍。可是他一談，廿天就有七個被發展了，還要向我要表，又不討論。以致和他吵鬧了一下。這時中，我也發展三個同誌。”
要義是發展地下黨黨員和組織武裝。
晚年的三次回憶更從容和詳細一些。
“劉明從蘇北回來，傳達黨的七大文件，在國民黨地區開辟第二戰線的問題（指武裝和反饑餓等精神）。具體交待了我們沿海組織準備，將來接應對江新四軍來。由幹正民在乍浦、白沙灣一帶發展可靠人員。叫他在西塘橋據點撤回，到乍浦平湖找理發業作掩護，發（展）人員情況叫我了解後，填入黨誌願書，待劉明來向他彙報。第一次我將誌願書保存，後來劉明來對我講，不要保存，叫我在腦子裏記住，待他來向他彙報。記得沿海分了二批，發展約六、七人。”
“在平湖，劉明同誌經常來的，要積極承（慎）重的方針發展組織。47年初，三人開會，將我、馮（毓清）、幹（正民）建立支部。這時支部基本分工，在分金弄開展工作。首先打好基礎，由幹正民去發展，叫我審查。實際也無法審查，祗聽幹講講，比如後來告密的張水忠。幹正民西塘橋平湖乍浦已有告訴我說，幹正民經常拿了進步書在船內看（那時魯迅的書也是禁的）。與他談一次話，要注意。”
1947年初起，張筠秋任中共平湖當湖地下黨支部書記。重點負責新發展黨員的審查工作，在工作過程中，對幹正民發展新黨員的速度過快有分歧。
“四七年初夏時節，劉明在平湖布置工作，準備在平湖、海鹽一帶開展武裝鬥爭，發展黨的組織，擴大外圍，把平湖——西塘橋——宣家浜聯成一片。叫幹正民到西塘橋理發店工作，以職業為掩護開展活動。分配我負責組織發展中的審查工作，發展的人經我了解認為成熟後再發表格。記得幹正民第一批在西塘橋發展了五人，我把表格給劉明看過。第二批大約四人，是我憑記憶向劉明彙報過的。”
1947年初夏開始，有了開展武裝鬥爭的計劃，張筠秋想要馮毓清偷取其親戚鄉長的手槍一事，正在這段時間。
入黨登記表是張筠秋手工劃製的，表格上的內容記住後要將表格銷毀，表明當時地下黨當湖支部的發展工作在草創階段和地下工作的秘密狀態。幹正民一批接著一批的發展顯示了工作帶著一定的盲目性和隨意性，雖然引起張筠秋的不滿，但無強大的組織手段和力量予以製止。
再回到張筠秋金洪聲去乍浦，兩人要去的是劉明在乍浦的家。莊雪英自1945年抗戰勝利後，即由平湖遷往嘉興，10月劉明北撤後，莊雪英仍留在海北工作，至年底環境已不適宜再留在嘉興。翌年春，經人介紹到乍浦中心小學任教。劉明回海北後，就也住在乍浦。
在中共當湖地下黨支部發展黨員的形勢下，金洪聲在前一段時間提出了入黨申請，當然申請的提出，自然有著張筠秋教育和引導的因素。劉明的信是對金洪聲入黨申請的回應。金洪聲在1953年說到自己的入黨動因時說：“抗日八年中，經過了劉明和筠秋同誌的教育，加是生活顛沛流離，家破人亡，覺得自私自私（利）的家幻想，相反給予我的苦痛。逐漸克服了家的觀念，認識到應該團結起來，還是參加革命消滅反動派才有了前途。所以在47年3月筠秋同我到乍浦，劉明同誌家中填表入黨，由張筠秋莊雪英介紹。”
介紹人之一的張筠秋晚年的回憶還提供了去乍浦的細節：“這時劉明還在乍浦，莊雪英還在乍浦教書。我接到劉明的信後，與金洪聲從平湖走到乍浦到他家，莊雪英與我作介紹參加了中共地下黨。”
平湖到乍浦有二十七華裏左右，當時有班車直達。而他倆卻步行而去。二十七裏路，在平湖人心目中已是很長的路程。除了保守秘密，我們想不出有其他別的理由。
金洪聲秘密加入中共地下黨，在貝錦記米行的同仁和一般外人中，絲毫不為人覺察，在眾人心目中，他仍是忙碌的副賬房兼場子上的賬房先生。然而此時生意上的金洪聲與以前在昌記米行當正賬房時大有不同：金洪聲前幾年在馬廄廟、西塘橋、新篁裏、宣家浜、通界橋一帶的開米店、販運豆米柴禾生意中，結識結交了不少客戶和棧船朋友，隨著金洪聲來到貝錦記，他把這些客戶也帶到了店中。就是說他可以為貝錦記帶來生意，既有貨色的來路，又有一定的銷路，這就令店中的其他夥計乃至老板貝錦成刮目相看和倚重了。
身兼內外場賬房的工作性質使金洪聲更加忙碌，這是金舜儀回憶金洪聲再次進貝錦記的工作狀態：“金洪聲第二次進貝錦記，做得蠻苦，副賬兼帶開票（按：即場子賬房）。棧船到足，他趴在櫃台上，一刀票子開票，相當劃碼。旁邊有人唱票，相當驗貨員。弄好後交給賬房，客戶來結賬。帶了一個困帽，頭發包牢，場子上做灰大。”
貝錦記的資金在當時的平湖陸陳業中名列前茅，老板貝錦成的商業信譽也不錯，在嘉興，上海都設有莊口（按：陸陳業行話，相當於辦事處），在平湖縣內主要鄉鎮，在春花、黃豆、稻穀汛時也會臨時增設收購的莊口，所以一到全年的幾個生意旺季，往往是夜以繼日，生意繁忙。為了方便金洪聲的工作憩息，貝老板特意為他安排了在店內的房間，且就在貝錦成休息處的旁側，還專門另設一隻賬台。張筠秋不回分金弄家裏時，金洪聲就住在店中。店中生意忙時，也在這裏休息。
陸陳行業中的規矩，老板對店中夥計的親疏關係，基本以拜先生的學徒出身與從外麵進來的客朋友劃線。前者親，待遇也高，所謂立過紅氈毯的；後者疏，待遇也要略低於前者，所謂客朋友。金洪聲在貝錦記米行以客朋友的身份，獨一份地享此殊遇，要算是貝老板的特事特辦了。
據周偉權回憶他在貝錦記與金洪聲同事時，所見到金的生活狀態時說：
“金洪聲算盤很快。吃少量酒。抽煙，煙抽得較好，牌子大體是咖力克、白錫包、三炮台，相當於現在的國產、進口高檔煙。喝茶，大部分時間是喝紅茶。賬房先生的生活在當時是比較好的，經常要陪客戶應酬。晚飯不回家去吃，當時沒有電話，就叫我去通知家裏。晚上9、10點鍾，還有從外麵店裏叫來的奶油蛋糕當點心。金洪聲人在1.75米左右，很瘦，有胃病，比較內向。人家說他吸過老鬼，大概早戒掉了。”
關於金洪聲曾少量吸食鴉片以治胃痛提神在解放前就戒掉的事，姚連清也有回憶。姚連清是姚水清醫生的胞弟，姚水清1949年7月病故後，所設診所就由姚連清經管。他1954年10月9日敘述道：“在1948年秋，金洪聲自己向別處買來一點鴉片煙土，對先兄水清講，我買了一點土，留著胃病發作時弄一口吃吃止止痛，後來未曾買過煙土。
自金洪聲來平湖至解放前二個月上這段日子，金洪聲經常到先兄處玩吸毒品的。大約一個星期來一二次，吸毒量甚微，吸幾口就不吸了。張筠秋有時與金洪聲一起來玩，張筠秋隻吸過一二次毒品。
金洪聲吸毒係與先兄友誼性質，不出錢的，金洪聲時常給先兄米一石或五鬥，作為吸毒償還性質。
解放前最後一次吸毒，羅維華記得很清楚。大約在三月間（1949），同時還暴露一句，解放即將來的話，金洪聲對先兄水清說：‘你要米到貝錦記來向我拿好了，將來都是別人的。’自此之後，來玩來的，先兄勸他吸幾口，他總是拒絕的。”
金洪聲在明知即將解放時戒斷鴉片勿再吸食，或許是想以一種嶄新的精神狀態，迎接新生活的到來，從中也可見金洪聲鴉片癮之不甚深重和自製力之強。
金洪聲當時與這位能幹的小學徒周偉權相處較好，在解放後對周偉權又有提攜之誼，而且五六十年的歲月也應該淘盡了不少偏見，周的回憶應是客觀公允之言。
煙是好香煙，奶油蛋糕在彼時還是罕見的珍饈。金洪聲又複原了抗戰前優渥的賬房先生生活，比起近十年來“顛沛流離、家破人亡”的日子，確實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至於吸一點老鬼（平湖人對鴉片的稱呼），沒有現在統作吸毒論處那麼嚴重。在當時，有一定數量的人每天定量地吸食幾口，或作治病如治胃痛肚痛腹瀉，或作提神通氣之如慈禧，也並非讓人大驚小怪之舉。隻是要控製在幾口之內不能讓其泛濫成殤，卻需要吸食者超乎尋常的定力。且所費之資，也隻在一包中等香煙的價錢。再則吸食鴉片，當時還有應酬交際上的用途，有一定實力的商家，往往備有一盞煙燈，用以招待有此好的一定身價的客戶和朋友。
金洪聲的吸食鴉片，量不多，毒癮還在可控的範圍內。且對於此物的危害，有足夠的認識。表現在力主為其兄戒鴉片癮上，後來姚水清醫生沉湎此中時，金洪聲也曾一度幫助姚水清戒煙。1948年冬，金洪聲特地將姚水清接到自己家裏戒煙，一度戒斷，但終因意誌不堅，姚水清回家後又複吸，直至因此而潦倒。
有關金洪聲在貝錦記米行工作時的收入情況，我們沒有獲得直接的資料，隻能以類比推算和旁證予以推定。金洪聲再進貝錦記的月薪應與抗戰前在昌記米行的月薪相當，即每月20元左右，按當時的米價折成米即每月4石米左右。還有入股的年底紅利，以年利二成計算，也有14石米左右。
金舜儀對兄嫂當年的經濟收入，在2005年元月也作過一次比較：“張筠秋一年教書20石米，洪聲收入多。有一年教師欠薪兌現，一次發來20石米，筠秋拿到我做夥計的米行來存兌。”
金洪聲憑借自己的能力，以及在平湖陸陳業中不斷擴大的影響，在民國36年7月29日召開的平湖縣糧食業職工會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上，被互推為唯一的常務監事。次日平湖的《正誼報》在標題為《糧食業職工會昨開理監聯會》的報道中言：“（三）請推定常務監事案、決議：互推金棣儀為常務監事”。金洪聲在解放前經常使用的名字為金棣儀。
關於此事，當時任源裕米行正賬房的龔啟平在1956年12月29日的證詞更為詳盡：“地點在城隍弄內，廟隔壁，當時恐就是正誼日報編輯室吧。其會議就在這裏開的，主持者是陸鬆筠（裕記米行）及平湖正誼日報記事員王季濤，其他有顧紀良、金洪聲、金水生等（共有多少人記不起，沒有數了，約共連我八九人左右）。在該處先後開過二次會議的，我也被選為委員或總務，是有些模糊了。但其目的意義是不明確，祗知要改善職工福禮（利）要求。當時開過會後，可以在一二天的正誼日報上披露會議內容的。並在此時期在東門外廟街米業公會也開過一次大會，人數約有百人左右。但後也有一陣風感，雖糧食職工會裏曾布置過填表，但我西門沒有貫徹，因為一般思想認為要收會費吧？……”
金洪聲解放初期在幹部登記表中《有何政治、組織、曆史關節問題？》一欄中曾如此填寫：“於1947年，我在貝錦記米行工作。時有陸鬆筠（在裕記米行工作）發起組織工會。陸的愛人王劉玉據我們當時的領導劉明同誌講也是共產黨員，但沒有職業。陸發起組織工會時，通知貝錦記米行職工參加，當時我也報了名。參加後就召開成立籌備會，進行選舉，我被選到什麼名稱我也記不起了。因為在這次會議後就無形解散，因此沒有進行工作和活動。據陸說，反動政府不允許成立，詳細情況不了解，可問陸鬆筠。”
比起前者的回憶，金洪聲的敘述就顯得有些簡單模糊了。
在1957年省供銷社嘉興辦事處審幹小組的調查報告中對此的敘述是：“1947年平湖成立糧食業黃色工會，金參加，並在同年七月經理監事會選舉為常務監事。”
證據即是《正誼報》的報道，且有《正誼報》的剪報原紙作為憑證。
“黃色工會”的常務監事，按1957年的對人政治劃分，屬於參加過反動黨團類的政治曆史問題。
正當金洪聲在貝錦記米行忙碌的同期，張筠秋也在明豐鄉的學校中忙碌。1947年初秋，經過又一年嘉興縣小教訓練的張筠秋走馬上任，正式擔任民豐鄉十二保校校長。學生數從十餘名到八十餘名，張筠秋感到通身的舒暢，她喜歡這種熱鬧這種人氣：學生歡欣雀躍地圍著她，家長不時地問她兒子女兒上學讀書的情況，還有時不時地叫小孩帶來一把地頭鮮菜瓜果，她看重那裏麵的情誼。學生多了，工作肯定勞累，不過她將這種勞累看作是對她的最高褒獎。
這種好心情使她原本就有的善與人結識相處的秉性，又有了新的發揮。
繼1947年4月在民夷鄉小學發展馮毓清入黨，稍後張筠秋又以結拜姐妹的方式結識了徐運明、陳振華兩位青年教師，並在1947年秋天發展她們加入共產黨。張筠秋在1950年回憶時說：“這時（期）中，我也發展三個同誌，是用感情拉攏而不用政治教育他（她）。”
徐運明出生於平湖乍浦開明士紳之家，父親徐楣軒在日寇1937年入侵乍浦、平湖時，組織民間維持會維護了社會的秩序穩定。他的一則軼事在當地家喻戶曉：徐曾西裝革履在鄉間路上行走，迎麵遇到擔糞的農夫，他即側身立於路旁田中，皮鞋上沾滿泥巴。解放後，徐楣軒被推選為平湖各界人民代表副主席。徐運明嫁給首任共產黨平湖縣委書記戴奎，徐楣軒就隨女兒去上海定居。
張筠秋五年以後的回憶帶有明顯自責的色彩，但為我們確證了她待人處事中重感情的秉性。
這種好心情還帶到了分金弄的家裏，她向金洪聲提議：今年的中秋節，請平湖海鹽兩邊的家裏人都到平湖來聚聚。結婚快十年了，也沒有請老人們來家聚過。因為重進貝錦記米行而亦心緒漸佳的金洪聲隨聲附和：好啊，就怕搬不動我爸。自家人自家請，看誰有麵子。張筠秋快人快語地就把事情定了。
果然不出金洪聲所料，父親巨溁說兒子媳婦的心意他們領了，但中秋節店裏那點生意不願放掉，就不能去平湖了。話說的也在情理之中，於是節前洪聲筠秋夫妻倆就去了趟通界橋，買了月餅等果品，筠秋還為兩位老人買了一人一身衣料。
宣家浜帶信來說，留佩貞看家，母親、振乾和內侄欣田都來。內侄欣田過寄給洪聲筠秋，所以稱筠秋為“寄伯”。金洪聲說，筠秋，看來還是你的麵子大。
客人到的那天，洪聲到輪船碼頭迎接。客人登上碼頭後，洪聲叫了三輛黃包車，這在當時，已是一般人最氣派的代步了。嶽母和欣田一輛，振乾和自己各一輛。不想振乾橫豎不肯上車，說還是走路好。盡管嶽母說前幾天剛發病至今未痊愈；洪聲也說，碼頭離家太遠，還是將就著坐吧！振乾勉強上車，不料未行幾步，振乾不忍看五十開外的車夫拉車的吃力相，堅持下車。車夫為得幾角車錢在旁哀求，後來隻得以欣田坐此車，振乾仍跟著車走。
五十餘年後，張欣田還記得此事：“我是第一次出遠門，也是第一次坐黃包車，車後父親慢步咳嗽的身影，眼前衣衫襤褸的車夫和他們不時用毛巾擦汗的動作，像走馬燈一樣總在我腦中回旋。”
張振乾宣家浜那邊還有事需他照料，吃過中飯就乘下午的海鹽班趕回去了，隻留下筠秋的繼母和欣田在平湖作客。我們用當時還隻七歲的欣田的視界，來為讀者展現金洪聲張筠秋家的這次待客活動：
“很快就到了姑母的家，她們是租了一商戶人家的二樓的西廂房。西窗外是一條市河，朝南沒有窗，東窗外是天井，可以看到主人居住東廂房外的西走廊。廚房在樓下是與主人合用的。廚房邊河埠，可以洗衣、淘米。河上來往木船很多，很繁忙。
我和祖母睡在客廳南麵的一個木床上，與客廳間沒有遮隔的門。所以，姑母一定要把他們房間讓出來，祖母說什麼也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