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格林童話在中國譯界的早期漫遊1
第一節
譯者——格林童話的特殊“讀者”
要說格林童話在我國譯者們那裏的接受與傳播，如果我們運用接受美學這個理論，整個過程理解起來比較簡單清晰，結果也明白而具體。接受美學濫觴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這個年代也是許多有名文論誕生的年代，像當下所熟悉的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性主義、闡釋學等，可謂名家、名作風起雲湧的時代。要想在這樣一個時代占有一席之地，不說有什麼“石破天驚”之處，也得有自己的獨到之處。以前的文論總是以作家、作品為中心，接受美學則離經叛道，一反常規，改變了批評的視角。接受美學，顧名思義，就是以接受為中心，來研究文本，那麼作品的接受指的是什麼呢，當然是指讀者。因此，接受美學提出了所謂的“讀者中心論”，認為“讀者是作品的直接承受者，作品意象與表現形式有賴於讀者完成，讀者是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從而確立了讀者的本體地位。
圍繞著接受美學的讀者中心論，還有很多有名的論點及新穎的觀點，比如像“期待視野”、“召喚結構”等等。其中與本節密切相關的接受美學的“接受狀態與方式”值得一提。德國教授姚斯、接受美學的創始人之一， 把接受美學的接受方式分成兩種，即“垂直接受”與“水平接受”。垂直接受是從“曆史發展角度評價作品被讀者接受的情況及其變化”。也就是說，不同時代的人們對於同一個文本肯定有著不同的看法、意見以及解讀，而“水平接受”則指同一時代的人們對同一個文本的不同的接受狀況。
其實，在接受美學誕生之前，我們的文學家、文論家已經就在不自覺或自覺地應用著“接受美學”理論。其中，一個最為經典的例子，就是魯迅先生當年評論《紅樓夢》時曾說過這樣一段經典的話語：
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
正因為《紅樓夢》的讀者不一樣，所以，在經學家這個讀者眼裏，《紅樓夢》裏處處藏著《易》的玄機；在持禁欲思想的道學家那裏，《紅樓夢》滿篇皆是淫事；才子把自己的柔情放進去，見到的自然是才子佳人的纏綿；革命家認為曹雪芹借《紅樓夢》抒發自己的排滿情愫；而在流言家看來，《紅樓夢》說的盡是宮闈秘事……
接受美學理論建立以後，我們同樣在翻譯界聽到“翻譯的主體性”這樣的提法。不管是魯迅先生的“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還是現在的這個說法，我們應用到格林童話的漢譯，就是說明這麼個道理：不管格林童話的漢譯者有什麼樣的身份，是翻譯家也好，是優秀的日耳曼學者也罷，他們在筆者的眼裏，其最原初的身份隻有一個，那就是格林童話原文本的“讀者”，而且還是一個身份很“特殊”的讀者！
說他們是特殊的讀者，是因為他們肩負著一般讀者所不具備的責任，即要用他們的言說方式（翻譯策略），將格林童話這個文本介紹（翻譯）給予他們講同一母語的普通讀者群。而他們之所以采用這樣的言說方式，按翻譯策略來說，即不管他們是采用歸化手法或是異化手法都與他們——這些格林童話原文本的“讀者們”息息相關。從接受美學“讀者中心論”的觀點出發，考察這些讀者們，考察那些製約他們翻譯策略的種種因素——不同的時代背景、不同的讚助人機製、“讀者”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審美情趣乃至經濟狀況等，自會得到一個明晰的答案；或者說。不同的格林童話譯者給出風格迥異的譯本，皆因受到了他們那個時代的文學觀念、審美情趣、欣賞習慣和接受程度等的製約，這些因“特殊讀者”們而異的格林童話譯本正好給格林童話在中國譯界的傳播與接受提供了翔實而明晰的依據。
第二節
周桂笙：格林童話的首位譯者
一、周桂笙其人其事
談到中國近代翻譯史，有一個名字，盡管從某些方麵講，它也許不能與嚴複、梁啟超等人相提並論，但隻要談到近代翻譯，談到格林童話的漢譯，這個名字我們卻無論如何不能不提，這就是清末民初的翻譯家周桂笙。提起周桂笙，人們幾乎眾口一詞，認定他“在近代翻譯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或者說，“在中國近代翻譯史中,周桂笙是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而楊世驥早前則在他的《文苑談往》中就專門辟了一個章節介紹周桂笙，說他不僅是我國最早介紹西洋文學的人，而且是最早用白話文介紹西洋文學的人，由他組織的“譯書交通公會”還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翻譯工作者的社團。可以說，在晚清譯壇上，周桂笙真算得上一個做出了重要貢獻和大有作為的“人物”。
按照《譯林舊蹤》文，“周桂笙（1873—1936）名樹奎,號新痷，一作辛痷，曾用筆名稚桂、桂生、新新子知新子、知新室主人等，江蘇上海南彙人。幼年入廣方言館，後入中法學堂，專攻法文，兼習英文。甲午戰爭前後曾任天津電報領班，後在上海任英商怡太輪船公司買辦數年，曾兩次遊曆日本。”在他的文學譯介生涯中，與吳趼人成為至交，成全晚清譯壇上一段佳話。周桂笙本人“思想進步，辛亥前與革命黨人往來頗密，熱心鼎革；後又參加南社”。 1915年，袁世凱竊國複辟，他當時在《天鐸報》任譯述，曾撰文擁護孫中山先生。“1920年冬，於上海城南辟地築‘辛盦’作養晦之所。”
據說，周桂笙私生活簡樸，隻是好飲酒，後因患咽喉癌辭世，享年64歲。對於周桂笙的生卒年代，因為可考據的資料太少，因此大家莫衷一是。最主要的代表有《譯林舊蹤》，認為其生於1873年，卒於1936年，後來的袁荻湧、時萌、馬祖毅等人也是持這種看法；而按楊世驥《文苑談往》的“民國十五年卒，年六十四”，以及依照胡從經在《晚清兒童文學鉤沉》中講的“一九二六年去世，享年六十四歲”，周桂笙應是1862年出生在上海。而最近李景梅在其碩士論文中考證，周桂笙應是“1873年生，1936年卒”。
周桂笙早前學習英文與法文的這段求學經曆，為對其以後的譯介活動打下了必要而堅實的語言及文學基礎。周桂笙投身於翻譯活動，最初是“為梁啟超所編的《新小說》雜誌撰稿，發表有譯著《神女再世奇緣》等；後來汪慶祺創辦《月月小說》，聘吳沃堯任撰述編輯，聘他為譯述編輯”，周桂笙開始了其對後世影響不小的翻譯活動。清末民初，文學翻譯在中國處於“開創階段，周桂笙不愧為開拓者之一，他博學強記、 筆耕勤奮”。
周桂笙的文學翻譯，除楊世驥親眼所見的，有童話《新痷諧譯》、隨筆《新痷譯萃》、小說《毒蛇圈》《福爾摩斯再生案》等單行本，以及散見於《新小說》《月月小說》《寓言報》等晚清報刊上的篇什。薛鬆寶後來總結到：“自1903年起，周桂笙開始向梁啟超主編之《新小說》投稿，發表的作品有：《毒蛇圈》(偵探小說，法國鮑福著)……《水底渡節》(冒險小說)……《神女再世奇緣》(奇情小說)、《知新室新譯叢》(劄記小說，譯國外趣聞軼事二十餘則)，又譯《歇洛克複生偵探案》，載《新民叢報》第55號(1904年10月)；科學小說《竊賊俱樂部》……並收入新小說社刊行之《說部腋》。”從薛鬆寶歸納的書目可以看到，從虛無黨小說、航海小說、奇情小說、科學小說、實事偵探小說、教育小說、滑稽小說、劄記小說、短篇小說，到國外趣聞逸事、風土人情、科學發明，再到外國宗教、經濟、軍事等方麵，周桂笙的譯述不僅著作等身，涉獵的內容還相當廣泛。按時萌文：“桂笙譯品甚多，據不完全統計，就有長篇小說14種，短篇劄記近百種，世界國情民俗調查統計表16種。”
周桂笙之所以譯作豐富，涉獵廣泛，與他當時所處的清末民初的社會大背景是分不開的。自從19世紀下半葉西方用鴉片敲開中國的大門，中國人民從此飽受西方列強的欺壓與淩辱，先進的中國人意識到，要擺脫外國列強的欺辱與侵略，擺脫自身落後的狀態，最直接、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學習和借鑒西方的先進技術與文明。因此，“從魏源的‘師夷長技’到馮桂芬的‘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西洋諸國富強之術’，從洋務派的‘中體西用’，到維新派直至革命派的‘效法西方’”，近代先進的中國人無一例外都在做著學習西方這同一件事情，出現了“西學東漸”、“西學大盛”的局麵。
而文壇同樣想借助外來文學達到啟發民智、富民強國的目的。因此，隨著西學的傳入和開發民智的迫切願望，當時的文壇出現了一個比較奇特的現象，就是對外來文學的譯介遠遠超過了本土文學的創作。文壇對待西學的這種態度，熱衷於西學的譯介，一直延續到周桂笙所處的清末民初時代。“據不完全統計，到辛亥革命前夕，各種譯本多達一千餘種，包括英、法、俄、德、日、美等許多國家的作品。” 而譯介西學的熱心人之一就有周桂笙，他不僅積極投身於譯介活動，而且還參加各種革命進步文學社團，如南社。受當時環境的影響，南社的翻譯活動也帶有強烈的功利主義色彩。他們的大部分翻譯活動幾乎都有明確的救亡圖強、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目的，以及普及科學思想、開啟民智的目的。像周桂笙在作《歇洛克複生偵探棄言》時，尚不忘揭露“吾國刑律訟獄”，“動以刑求”，“暗無天日”。
後來周桂笙則幹脆於1906年發起組織“譯書交通公會”，這個公會的任務與作用可以從他製訂的《會章》管窺一斑，會章“舉其大要：一是廣征會友；二是按月公布交流會友迻譯計劃，以免重複雷同之弊；三是向社會介紹會友的優秀譯品；四是為會友向外洋代訂書報” 。周桂笙實際是想利用這麼一個平台，讓譯界人士得以“交換知識”、“廣通聲氣”，避免不必要的重複翻譯，將大家團結起來。雖然，由於諸多緣由，公會存在的時間並不長，但卻是第一個專門為譯界服務的組織，至於他在《譯書交通公會序》中所講，其譯介的用心和目的，對富國強民的殷切希望是昭然若揭。
受時代背景的影響，也主要因自身想通過譯介外國文學達到強國的“拳拳之心”，1900年，應吳趼人的邀請（吳趼人時任上海《采風報》的主編），周桂笙翻譯了阿拉伯文學名著《一千零一夜》，也就是《天方夜譚》。之後，他便在晚清譯壇上聲名鵲起。周桂笙對外來文學翻譯的貢獻，不乏人們的溢美之詞。《一千零一夜》出版後，紫英寫了書評，說：“在西國之價值猶之吾國人之於《三國》《水滸》，故男女老少，無不讀之，宜吾國人翻譯者之多也。”書評稱讚：“是此書(指《一千零一夜》——引者注)開譯之早，允推周子為先。”“而綜觀諸作，譯筆之佳，亦推周子為首彰彰不可掩也。”
而他翻譯的法國偵探小說《毒蛇圈》，楊世驥就讚揚其是“一部最早的直譯的小說”，“其體式在中國小說界尚是最初一次的發現”，在對偵探小說的貢獻上，周桂笙“卻是最力的一人。偵探小說的名詞由他而成立”等等。 周桂笙不光單純從事譯介，還善於將中西兩種文化、文學進行對比，比如對偵探小說就是如此。由此，有人讚譽“他是我國最早能虛心接受西洋文學優點的人。他不像林紓一樣，要是迭更斯好，必說其有似我國太史公”。更為難得的是，周桂笙的譯文語言常常采用白話文，即便采用文言文，也要盡力做到譯文淺顯易懂，這在他翻譯的格林童話上表現得很透徹。在當時的譯壇采用白話文，可謂又是一個大膽的創舉。因此，要論周桂笙在晚清譯壇上的表現及貢獻，大可以說，“和林紓相比，周桂笙雖聲譽不及，而貢獻實過之”。
二、格林童話與中國的初遇
要說周桂笙第一個將格林童話翻譯並介紹到我國，算是偶然、碰巧而為之吧。首先從時間來看，翻譯格林童話正好就是處於我國文壇譯風大開，文人學者積極翻譯引介外來文學的時候。隨著大量外來文學的進入，“這裏麵就有不少著名的外國兒童讀物，如格林童話、伊索寓言、凡爾納科學幻想小說、《無貓國》、《天方夜譚》、《魯濱孫漂流記》等等”。聽著這話，有一種外來兒童讀物乘虛而入的感覺，事實上，此話不無道理。因為直到晚清，直到周桂笙生活的年代，中國的兒童基本就沒有什麼地位，更談不上成人會想著要去滿足他們的什麼精神文化層麵的需求。當時中國兒童的讀物是些什麼呢？兒童在中國既然是被當成縮小的“成人”來對待，自然得 “把‘成人’所應知道的東西，全都在這個兒童時代具體而微的給了他們了；從天文、曆史以至傳統的倫理觀念，無不很完整地給了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