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格林童話在中國的變異3
第三節主題變異
“主題”（Theme）一詞源於西方，相當於中國古代文論術語裏的“意”、“立意”，它指人們對文章內容和中心思想的探討。主題學（stoffkunde德文）與主題是兩個不同層次的概念，主題學淵源於19世紀的德國，“《格林童話集》的作者格林兄弟，以學者的眼光采擷加工民間童話故事，發現異域流傳著不少與本國相類似的傳說，於是，人類對各類故事的情節母題、主題的跨文化思考正式開始了。可以說，主題學的理論框架最初即萌生於民間文學領域的”王立《主題學回歸於民間文學的新創獲》，載《中國比較文學》1997年第2期。 。作為比較文學的分支領域，主題學也是一種文學變異學研究。“它研究同一題材、母題、主題在不同民族和國家文學間的流傳、變異及其成因，以及它們在不同作家筆下所獲得的變異處理，從而更深刻地理解不同作家的不同風格和民族文學的交往、影響，以及各自的特點、文化的異質性特征等問題。”曹順慶主編《比較文學學》，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43頁。 可以說，主題學集中體現了一種跨文體、跨學科、跨文化的跨越性審美眼光，同時，這種跨越性必然帶來主題的變異性。在主題學的三大研究範疇：題材研究、母題研究和主題研究中，我們選擇其中的主題研究作為本節的切入點。變異學視角下，主題學範疇裏的主題研究，探討同一主題在不同國家文學史上的再現和變異，不同作家對同一主題的不同接受和文本處理。主題學研究大致有三個方麵，“第一個方麵是：作家對業已存在的故事、情節、時間，包括作家對前人作品的再加工和重新處理。由於文學作品中的主題往往通過人物表現出來，因此主題學研究的第二方麵就與代表一定主題的人物形象有關。主題研究的第三個方麵是：作家對某些已經取得一定主題含義的植物、動物和地理題材等的再處理”陳惇、孫景堯、謝天振主編《比較文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25－126頁。 ，作家再加工、再處理原初主題時，必然發生不同程度、不同側麵的變異，這種變異正是我們的研究點。
格林童話在中國的主題變異主要體現在早期一些譯介者編譯的“格林童話”、中國多民族民間故事和兒童文學作家的創作中。首先，在格林童話被翻譯的初期，編譯者們本著“其事之不為兒童所喜，或句調之晦澀者，則更改之”的編寫原則，很多童話作品的主題隨著編譯者的取舍和改編而發生了相應程度的變異。前麵說過，中國多民族民間文學文本的呈現，在外因上受到了格林童話的影響，但民間故事主要反映當地人們的生活、願望和理想，由於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的差異以及接受背景的巨大反差，格林童話的一些篇目在中國民間的傳播中主題便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異。格林童話在中國的主題變異，最突出地呈現在中國兒童文學作家的作品中，不同時期、不同創作個性的作家，寫作童話的目的、環境不同，因此造成了同一主題的各種變異。下麵我們分別從幾個不同的主題來探討格林童話在中國的變異情況。
一、格林童話經典故事主題的變異
在編譯《童話》叢書時，由於編譯的緣故，所以茅盾對原著有大量改動。比如出版於1919年的《蛙公主》，茅盾將《青蛙王子》編譯成《蛙公主》，並且改變了原故事的結局：青蛙解除魔法後不是變成王子與公主結婚，而是變成一個小女孩與公主做夥伴。因而故事的重心就放在了糾正公主任性自私的壞毛病上，使兒童從中受到教育。故事的情節及其組構變化很大，童話的主題隨著情節的變遷和主人公的置換而發生了相應的變異。原本《青蛙王子》的主題在於：教育孩子做人要誠實，要遵守自己立下的誓言，誠實、守信用可以幫助你獲得人生的幸福。這一主題經過中國文化過濾後，在茅盾的《蛙公主》中呈現為多重主題，編譯者茅盾在故事的結尾處，借小公主父親之口把自己要表達的四重主題說出來：“第一，不可胡亂答應他人做什麼事；第二，答應了必欲做；第三，不可使性，傷蟲兒鳥兒的性命；第四，做錯了一件事，大家就疑心你十件都錯。”孔海珠《茅盾和兒童文學》，前引書，第108頁。 同時，原故事中青蛙王子恢複原形後與小公主喜結連理的愛情喜劇結局在中國早期的教育家眼中，被視為不適合兒童的健康成長，容易引起早戀傾向，因而改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國王的“幹女兒”、小公主的“幹姐姐”的關係，由此，處於童齡階段的小公主得到了一個很好的“玩伴”成為早期教育和社會家們為孩子安排的健康結局。
童話《灰姑娘》早已是一個家喻戶曉的故事，在中國，灰姑娘雖然受到各種外來因素的影響，尤其是格林童話的影響，但是較之格林童話的《灰姑娘》，現代灰姑娘在主題上也發生了很大的變異。現代灰姑娘故事中，最受歡迎的是台灣電視劇《流星花園》，該劇根據神尾葉子在日本《Margaret》漫畫周刊連載的漫畫《花樣男子》改編而成，講述了一所超級白金學院裏，四大家族的四個貴族男孩F4和一個平民女孩杉菜之間由恨到愛的愛情故事。該“灰姑娘”故事由於描寫了校園純真、堅定的愛情和“飛上枝頭變鳳凰”的美好夢境，迎合了現代年輕人的期待視野，因此受到了人們、特別是年輕人的歡迎。雖然，格林童話的《灰姑娘》與電視劇《流星花園》最後的終極指向都是“飛上枝頭變鳳凰”，但由於形象的變異，情節單元的更迭，文本最後旨歸不同的主題：一個暗喻通過善良、勤勞的品德和神力相助終會獲得幸福的人生結局，另一個卻極力張揚女性的個性解放和勇敢叛逆的品格，並明示女性最終可以通過自己的個人魅力得到白馬王子和相應的社會地位。其實，兩者的主旨在兩個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社會環境下都是一種童話的呈現，是年輕女性希望借婚姻實現幸福生活的夢想。
童話《玫瑰公主》在歐洲世界已經傳播幾個世紀，最先的版本是法國貝洛的《林中睡美人》，但是使這篇童話走向世界並逐步經典化的是格林兄弟的《玫瑰公主》。在中國，《兒童世界》1923年第7卷第8期上刊載了一真女士的童話作品《公主和鸚鵡》，這篇童話後來被收在《中國兒童文學大係·一》裏。該童話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格林童話《玫瑰公主》的母題組構方式，同樣是對命運主題的傳達，但由於後半部分幾個母題與《玫瑰公主》的區別而使童話的主題發生了較大的變異。在《玫瑰公主》與《公主和鸚鵡》中，主人公都被命運之神（分別由女預言家和老者扮演）的預言所籠罩，童話前半部分的母題基本相同，造成主題變異的母題鏈是從預言應驗時，玫瑰公主由命運預言的導致物——紡錘擊中而被動地沉睡百年，最後在王子的一吻下蘇醒，並和王子成親。而一真女士童話中的公主則由於鸚鵡的鼓勵和幫助而主動去遠方尋求自己的幸福。最後，在王子的國度裏，公主和自己的心上人幸福結合，並在結婚日與父母重逢。雖然隻有後半部分的這幾個母題不同，但童話傳達的主題截然有別：《玫瑰公主》反映了18世紀德國民間對女性道德品行的要求，而誕生於五四時期的《公主和鸚鵡》，凸顯的則是五四“個性解放、婦女自由”的時代風尚，女性的生命意識在這裏得到了初步的張揚。由於五四時期的女性已經有了個體自覺意識，力圖不再希望借男性的救贖而獲得生命的自由和愛情的幸福，而是力主自我拯救、自我拓展生命的空間。女性生命意識的自覺影響到作者一真女士，從而也影響了她的童話《公主和鸚鵡》。雖然在作品中，依然是憑借鸚鵡的幫助，女主人公才得以實現自己青春美好的夢，但畢竟，她是對傳統“睡美人”的一次超越，超越男權社會為女性設置的人生“階梯”。順便提一下，在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作品《睡美人》中，充滿了世紀末的頹廢，老年男性生命的衝動和靈魂的枯竭在赤身裸體的年輕“睡美人”麵前得到淋漓盡致的詮釋，老年男性意識在“睡美人”的無形衝擊下蘇醒，而靈魂的罪惡卻在“睡美人”的純美滌蕩下純淨、升華。
二、“尋找幸福”童話主題的變異
（一）“兄弟故事”的主題變異
尋找幸福是人類共同的夢想，所以在世界上很多國家的民間故事中都有尋找幸福的故事。格林童話中《三兄弟》《六好漢走遍天下》等眾兄弟尋找幸福類型的故事在中國民間得到廣泛傳播，影響到中國民間故事人物形象以及情節結構的構建。同時，中國兒童文學作家在童話創作中，也存在著對該情節模式的模仿。雖然格林童話與中國民間故事、童話創作有著情節結構的相似和影響關係，但由於不同的文化體係和價值觀念的不同，兩者在故事主題的傳達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格林童話中《三兄弟》《六好漢走遍天下》等類型的童話突出的是利用本人或者本群體即有的超人本領和力量得到巨大財富的主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製度的萌芽和確立導致了西方人對財富的重視和占有欲。而中國“十兄弟”類型的故事強調的則是階級鬥爭中被壓迫者用自己的超人本領頑強抵抗上層統治階級的壓迫，最終獲得階級鬥爭勝利的主題，很少凸顯財富意識和個體意識，這與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形成人們強烈的階級意識和對上層統治階級的反感情緒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在兩種不同的文明中，情節基本相同的故事則由於敘述者理念的不同而使文本呈現出不同的主題。
格林童話中《三兄弟》《六好漢走遍天下》等故事主要講述具有不同方麵超級專長的兄弟們共同團結，或戰勝敵人獲得巨大財富，或通過自己的能力獲得許多錢財，從而幸福地生活。“在我國許多民族中間，流傳著關於十個奇怪的兄弟團結起來，各逞所能，戰勝階級敵人的故事。如漢族就有河北的《十個奇怪的兄弟》，四川的《十兄弟》，福建的《十兄弟》，山東的《七兄弟》，山西的《水報長城》，苗族的《七個兄弟》，彝族的《九兄弟》，朝鮮族的《六兄弟》等。”參見劉守華《中國民間童話概說》，前引書，第62頁。 雖然兄弟的個數不盡相同，以十兄弟占多數，但這些故事的人物形象和母題構成幾乎無甚區別。兄弟們形體特別，各有所長，如：千裏眼、五馬分屍、軟骨頭、順風耳、大刮風、大力士、大眼睛、鑰匙通、長腳杆、鐵骨頭、大嘴巴、冷清清、鋼腦袋等，以上稱呼代表了他們各自的特殊本領。這些本領都是人們針對反動統治階級迫害勞動人民，鎮壓農民鬥爭的種種手段而想象出來的，兄弟們因不堪忍受反動統治者的壓迫而憤怒地起而反抗。由於他們的特殊本領，在鬥爭中他們能夠立於不敗之地，使敵人無可奈何。參見劉守華《中國民間童話概說》，前引書，第62頁。 故事中的反麵統治者角色通常是以縣官、皇帝作為代表的。但故事中很少涉及財富問題和財富的最終歸屬權。
這種兄弟故事在中國兒童文學作家的童話創作中也有所體現，童話的主題也發生了變異。格林童話中以獲得巨大財富來衡量最後的勝利，中國童話中不勞而獲的財富獲得者往往受到抨擊和鞭撻。張天翼的童話《大林和小林》就是其中之一，雖然該童話借鑒了《格林童話》中《三個幸運兒》《本領高強的四弟兄》等童話故事的結構方式，如這些童話的開頭都是孩子由於成人或者父母死亡而出去闖蕩、自謀生路。但西方的“幸運兒”或者“三兄弟”等都是通過學習本領或者品德善良而幸運地得到某種神物的幫助，從而最終達到獲得巨大財富的勝利。而作家張天翼受當時中國社會環境的影響，大林和小林走的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兩種對立階級的不同人生道路，童話由此所凸顯的主題也就迥異。《三個幸運兒》《三兄弟》《本領高強的四弟兄》《兩兄弟》等闡述的是：如何妥善地利用已有資源或者已有的本領發家致富。《大林和小林》則告訴人們：個人性格趨向和追求的不同導致兄弟兩人選擇了不同的人生態度和生命曆程，處於剝削階級的財富擁有者窮凶極惡，而無產階級則善良、正直、堅定不屈。最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資產階級得到了應有的懲罰，走向了自我毀滅的道路，而無產階級則因其勤勞、善良而得到社會的讚美和鼓勵。總之，在強烈的階級意識影響下的作者，為兒童呈現了資產階級的腐朽和墮落以及無產階級的善良和智慧，從而彰顯出其階級批判的主題，並以這種階級批判來告誡兒童要勤勞、善良，不要貪圖財富、好逸惡勞。這個變異後的主題隱沒了格林童話的財富欲和占有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