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根金發”的主題變異
尋找幸福的故事除了上述“兄弟故事”外，另一個比較典型的就是“三根金發”類型的故事，這類故事都是以找到三根金頭發為命運轉折的條件和契機，結局都是主人公在幫助他人解決三件大事的同時，自己也獲得了幸福。但尋找幸福的過程卻由於不同文化的思維方式而有所差異，故事所反映的主題也就有些不同。格林童話中《魔鬼的三根金頭發》傳播到中國後，對中國民間故事的形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除了雲南彝族《淌來兒》受其影響深外，漢族的《三根金頭發》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影響，但是由於部分母題的不同和重構，主題發生了很大的變異。《魔鬼的三根金頭發》全篇籠罩著命運之神的預言，童話告訴人們：無論是權力還是金錢都無法改變注定的命運，每個人都無法逃脫命運的“魔掌”。但在中國漢族的民間故事《三根金頭發》中，命運主題被淡化，甚至可以說被擱置，文本傳達的是窮苦人尋找幸福夢想的神奇過程。雖然主人公同樣是去尋找三根金頭發，但三根金頭發的來源卻與格林童話中的完全不同。格林童話中的三根金發來自魔鬼，而漢族小夥子尋找到的三根金頭發則是來自西主如來。這是由中西方各自不同的宗教信仰所致，德國格林童話產生的宗教背景是基督教，而佛教傳入中國以來逐漸與中國道家的老莊思想合而為禪宗，並內化為民間的一種普遍信仰，佛祖如來成了人們心中無所不能的救世主。這種無意識信仰反映在民間故事中，便是從如來的頭上得來三根象征幸福的金頭發。主人公通過自己的勇敢、善良和樂於助人的精神得到了佛祖的三根金頭發，從而實現了自己的幸福之夢，這就是漢族民眾賦予《三根金頭發》的中心意旨。它與格林童話的命運主題是相悖的，格林童話中的主人公靠魔鬼祖母的同情得到了三根金頭發，從而重獲幸福。一個肯定人的努力，神隻是人的輔助力量，幫助人實現夢想；一個肯定神的威力，否定人對神的叛逆和違抗。
三、“動物故事”主題的變異
格林童話中有很多關於動物的故事，而對中國影響較大並發生相應變異的並不多，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貓鼠故事”和“動物報恩故事”。
（一）“貓鼠故事” 主題的變異
格林童話中的《貓和老鼠》與中國的《貓和老鼠》有著同樣的題目，故事情節基本相同，但是由於中國曆來對老鼠的憎惡、對貓的偏愛致使他們對故事的角色進行了置換。格林童話中的《貓和老鼠》受騙的是老鼠，騙人的是貓，講述的是：騙子最善於偽裝自己，從而遮住人們的視線，取得人們的同情和信任。它告誡人們：在生活中，我們必須擦亮雙眼，保持清醒的頭腦，提高辨別是非的能力，防止上當受騙。要知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而中國《普通話水平測試訓練教程》中的《貓和老鼠》，受騙的是貓，騙人的是老鼠，“塑造了自私、狡猾的老鼠和憨厚、善良的貓兩個形象”《普通話水平測試訓練教程》，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83頁。 ，形象的倒置帶來了主題的變異，中國版的《貓和老鼠》講述了“貓抓老鼠的緣由”《普通話水平測試訓練教程》，前引書，第283頁。 ，傳達了人們對老鼠的憎惡和對貓的同情，同時告誡人們：做壞事會帶來相應的報應。
在當代多元語境中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兒童文學創作者，有著更大的包容胸懷和嶄新的創作理念。或者可以說，對人的認識更加深刻、複雜，對人們之間和諧關係的建立更加重視，這種傾向在當代兒童文學研究者兼創作者胡麗娜的童話作品《貓兒和小鼠》見南京《少年文藝》2003年第3期。 中得到體現。在該篇童話中，貓和老鼠的對立關係得到了緩解。兩者在人們心中的終極形象被打破，某些方麵的特性得到張揚，但個性的張揚並不一定會影響和諧關係的建立。在童話《貓兒和小鼠》中，貓兒的“憨厚、善良”形象和小鼠的“自私、狡猾”形象同時被平麵化，代之而取的是：作者采用童話式的“誇張”手法，對貓和老鼠最具個性的特征“懶”和“快（急）”，進行放大處理，從而貓的“懶”和鼠的“急”這兩個略顯中性的詞成了童話中兩者新的形象特征，消隱了由作者代替小讀者判斷是非的企圖。另外一個最大的突破就是對曆史形成的兩者對立關係的解構，這種解構的過程透露出作者意欲建構的主題：隻要真心對待他人，無論什麼深仇大恨，都可以被消解，心與心之間的冰牆總會被真誠打破，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為真誠和感動而得到改善，最終達到和諧共處的理想境界。
（二）“動物報恩故事”主題的變異
作家阮章兢的童話敘事詩《金色的海螺》在情節結構上部分借鑒了中國民間故事《田螺娘》的幾個母題，《田螺娘》的基本故事情節隻有四部分：“（1）有個人見到一隻田螺，他把它帶回了家。（2）田螺趁他不在家的時候變成了一個少女，她又做飯，又打掃屋子。（3）幾天後他窺見這姑娘，上前擁抱她，娶她為妻。（4）過了若幹時間，妻子拿到被丈夫藏起來的田螺，便離家而去。”（德）艾伯華《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王燕生、周祖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64頁。 童話詩《金色的海螺》較之《田螺娘》，其情節結構豐富、複雜得多，這除了因為時代的變遷，人們的生活比以前多樣外，主要是由於《金色的海螺》在結構模式上，部分借鑒了《格林童話》中的《漁夫和他的妻子》。但較之《漁夫和他的妻子》，《金色的海螺》有以下幾方麵的變異：首先，《金色的海螺》的情節結構較複雜，在打撈海螺、救海螺（放海螺）、得到海螺的報答之外，還增加了和海螺相戀、經受海神母親的考驗以及終於得到海螺姑娘的情節，這是中國人喜歡大團圓結局的欣賞習慣所致。其次，主人公之間的關係也大不相同，《格林童話》中，主人公漁夫與被救者小王子隻是恩人與被救者的關係，並無夫妻關係，也沒有夫妻關係的可能性。而《金色的海螺》中，主人公海邊的少年和被救者之間另加了一層情人的關係，也就是說被救者和妻子合成了一個角色。而次主人公海神娘娘是長輩，被考驗的對象和考驗者也都發生了變化。最後，童話的主題也發生了相應的變異。《漁夫和他的妻子》主要反映西方資本主義上升時期，人的欲望無止境膨脹，從而帶來毀滅性的結果，於是人又從終點回到了起點。而《金色的海螺》的主題則是因果報應和男主人公經過家長考驗終獲幸福，這種變異和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多以才子佳人終成眷屬為結局的傳統一脈相承。
第四節變異發生的原因：文化過濾與文學誤讀
“接受與影響中最重要的因素有時不一定是影響源本身，而恰恰是被接受者所處的環境及其時代的要求。”樂黛雲等《比較文學原理新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92頁。 環境與時代在呼喚外來文化結晶的同時，也隱藏著改變外來文化結晶，以適應本土文明的因子。當生活在某種“文化模子”中的讀者接受具有不同“文化模子”的作品時，由於不能把自己放在原著的文化背景中，而隻是從自身的文學觀去欣賞、理解作品，必然造成對原著內容和形式的篩選、切割和誤讀，從而產生變異。
比較文學文本跨國、跨語言後的變異主要有兩方麵的原因。從宏觀上講，曆史語境和文化環境是形成這種變異的客觀原因。不同的文化環境、曆史語境往往會影響文學文本在他國的再現。從微觀上說，個體的主觀因素也促使文本發生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變異。如個體的世界觀、人生觀、閱曆和欣賞水平、審美偏好等，都可以不同程度地影響到接受者對文本的接受，從而使接受文本發生不同程度的變異。個體主觀因素的形成離不開個體所生長的文化環境，所以，從總體上說，變異發生的原因主要是文化過濾，由文化過濾的作用從而形成了接受者對異域文本的文學誤讀。
一、文化過濾
文化過濾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發生影響時，由於接受方的創造性接受而形成對他文化影響的反作用，它是在跨文化交流中，由於接受主體不同的文化傳統、曆史背景以及審美習慣等而造成接受者有意無意地對交流信息進行選擇和變形，從而造成源交流信息內容和形式方麵發生變異。文化過濾是引起文學文本在他國發生變異的第一大要素，它具有極強的方向性和功利性。相異程度越大的兩種文化，其交流與影響中發生變異的幾率越高，變異的程度越深。德國文化屬於西方文化係統，而中國文化則是東方文化係統中較典型的一支，兩種文化由於地理位置、思維方式以及曆史構成等方麵的迥異而具有異質性關係。作為德國傳統文化結晶之一的格林童話，在中國文化中發生的巨大變異就成為中德文化交流中的一道景觀。具體說，由於中國受眾有意無意地從自己的文化立場出發，根據自己的文學觀、審美觀去欣賞、理解、取舍、切割格林童話，從而使得格林童話中德國文化信息的歪曲、變形、遺漏，同時伴隨中國文化因子的滲透，交流信息便發生不同程度的變異。文化過濾是接受者主體性和創造性的體現，也是文學在傳播過程中必然產生變異和誤讀的原因所在。
文化過濾對接受中發生變異的影響主要通過三個作用機製來實現。首先，中國傳統的文化審美心理是格林童話在中國的接受過濾器，正如比較文學專家金絲燕所說：“每一次接受，接受者都有意無意地作了選擇，而文化框架在文學接受中默默起著過濾作用。”參見（法國）金絲燕《文學接受與文化過濾——中國對法國象征主義詩歌的接受》，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頁。 這裏的文化框架大體相當於傳統文化審美心理。格林童話在中國的變異從它在中國的第一個讀者——譯者就已經開始，譯者在翻譯格林童話時，處於中德兩種異質文化交互出現的環境中，這是他能夠翻譯格林童話的前提，同時也為格林童話原著發生變異提供了具體化的可能空間。具體說來，譯者的文化審美心理首先影響譯者的審美品位以及他對譯介策略的選擇，進而擴展到詞語、意象的取舍和抉擇，這種選擇伴隨著譯介活動的始終，因此格林童話原著所反映的文化信息不可能完全被傳達到目的語文化中。可以說，在文學翻譯中，語碼轉換的過程就是文化過濾過程，也是變異不斷發生的過程。於是，譯作就成了他國文本在異國發生變異的第一站。當中國普通讀者接觸格林童話中譯本時，中國傳統的審美文化心理依然通過讀者大眾的“接受屏幕”起影響作用，從而使接受再次發生變異。接受屏幕是“一種內化了的文化心理結構，它是接受者特定的文化傳統、時代審美心理和個人的經曆構成的知識背景，不同文化傳統的接受者有不同的‘接受屏幕’。從整體上講，這反映了人們的集體無意識和人們共有的心理文化結構”曹順慶主編《比較文學學》，前引書，第27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