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時代的文化審美需求也是構成中國讀者對格林童話接受時文化過濾的機製之一。雖然中國傳統的文化審美心理一直潛在地影響著格林童話在中國的接受，但不同時代特有的文化審美需求對接受中的變異也起著強大的製約作用。如20世紀初，知識分子對文言及其古詩的推崇和敬仰，對白話文的輕蔑和貶低，無疑影響和製約了譯者對譯介語言和譯本風格的選擇，所以才有了與格林童話原著大相徑庭的周桂笙和時諧的文言譯本，這種文言譯本透出的儒雅和古韻反過來折射出時代的審美文化需求和偏好。隨著時代的更迭、社會的發展，人們的文化審美水平逐漸轉向，白話運動的狂潮以及文學翻譯的逐漸成熟驅使譯者不得不選擇與時人口味相符的白話文翻譯，並力圖忠實地傳達原著的文化信息和文本風格。同時，兒童這個特殊讀者群的被關注也對譯者提出了語言上要趨於格林童話語言樸實、生動的要求。戰爭年代和階級激化時代迫切要求讀者和譯者對格林童話道德化的解讀和階級化的詮釋，而新時期較為寬鬆的時代文化環境培養了人們欣賞趣味的多樣化，也為譯本的多樣繁榮提供了發展空間，從而出現了新時期格林童話翻譯出版的繁榮局麵。
另外，個體的主觀因素和個性差異也是文化過濾的作用機製之一。“受眾的任何決定是通過他們內部的信息處理，通過他們已貯存起來的其他信息和他們以前的經驗中得出來的價值觀念作出來的。”楊秉捷《傳播學基礎知識》，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4年第52－53頁。 任何個人的接受屏幕都不是完全一樣的，由於成長環境、個人稟賦以及生命曆程等的不同，形成了個體對傳統文化和審美習俗接受維度的不同，文化個體的素養和審美偏好就不盡相同。一個人的文化素養和審美偏好勢必影響到他對文學作品的接受和領悟，這種個體接受的差異性尤其反映在譯者的譯作和作家的創作中。譯者在特定時空采取何種翻譯策略篩選、變形、刪減、切割甚至增加原著的內容，一定程度上是由譯者的主觀因素和個性差異而決定的。譯者對原文的變異、扭曲使譯本更加易於進入目的語的文化語境之中並產生影響。格林童話中譯本的形態各異和優劣不同正是個體差異對文化過濾起製約作用的一個合適的注腳；而現當代作家對格林童話不同維度的接受和變異也正體現了個體對文化過濾的製約作用。作為作家的接受者不自覺地會受到自己的思維特點和創作個性的影響，對格林童話重新改造、重新解讀和利用。
總之，格林童話在中國的接受和變異既受到傳統文化心理的製約，又受到時代文化審美需求的影響，同時還經過了個體審美情趣的篩選。經過這三重變異後，一方麵，格林童話被中國文化過濾掉一些與中國文化不相符的因子；另一方麵，中國文化因子也部分地滲入到變異後的格林童話中，使它不斷進入中國作家的創作之中，成為中國文學、尤其是兒童文學肌體中的一部分。
二、文學誤讀
多數情況下，“影響都不是直接的借出或借入，逐字逐句模仿的例子可以說是少之又少，絕大多數影響在某種程度上都表現為創造性的轉變”（美）烏爾利希·韋斯坦因《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頁。 ，對文本的創造性轉變，或者說叛逆，便是文學誤讀。“誤讀本意是指偏離閱讀對象本身意思和內容的誤差性閱讀，過去多為貶義詞，用來指不正確的閱讀，或理解錯誤、失誤。”曹順慶主編《比較文學學》，前引書，第284頁。 比較文學中的“誤讀” 以源語國讀者的閱讀和理解為參照，指偏離源語國讀者正常閱讀的差異性閱讀。西方詮釋學和接受美學已經在理論上確立了“文學誤讀”的必然性和創新性，如代表人物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伊塞爾（Wolfgang Iser）的“期待視野”、“未定點”以及“具體化”等觀點都為文學接受中“誤讀”的必然性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根基。而美國批評家布魯姆（Harold Bloom）從心理學角度提出 “影響即誤讀”的觀點，也肯定了誤讀的主動性和創新性。他說：“影響意味著，壓根兒不存在本文，而隻存在本文之間的關係，這些關係則取決於一種批評行為，即取決於誤讀和誤解”（美國）哈羅德·布魯姆《比較文學影響論——誤讀圖式》，朱立元、陳克明譯，台北：駱駝出版社，1981年，第3－4頁。 。雖然他的觀點尚有商榷的餘地，但其實，絕對的“正確閱讀”根本不存在，文學理解必然是誤讀，它是一種積極的、創造性的活動。
文學翻譯是產生文學誤讀的第一步。根據生物變異的研究方法，我們聯係內外界因素研究翻譯變異產生的原因。“譯者的創造性叛逆，一方麵來自他的主觀因素——他的世界觀、文學觀念、個人閱曆等等，另一方麵，也來自他所處的客觀環境——不同的曆史環境往往會影響讀者接受文學作品的方式。”謝天振《譯介學》，前引書，第168頁。 譯者個體語言文化心理結構的不同帶來譯本與原著不同的風格，同時，譯者在翻譯中由於文化和個體的雙重差異易造成對文化意象的誤讀和錯位，導致源語文化意象的遺失和歪曲，從而帶來原著文化信息的損耗和譯語文化因子的滲透。因此，從原著到譯著的過程也是譯者創造性叛逆的過程。中德兩個民族由於人文曆史、宗教信仰、地域習俗等方麵的不同，翻譯中難免會出現文化空缺現象。特別是具有深厚文化含蘊的曆史典故和文化意象，有著豐富的曆史文化信息、濃厚的民族色彩和鮮明的文化個性，最能體現本國曆史文化的特點。譯者在翻譯的時候，雖然了解這些意象豐富的異國文化內涵，並運用恰當的翻譯方法，傳達出曆史典故和文化意象的表層意思，但它的特定文化蘊涵仍然無法全部翻譯過來。因為文化語境的不同，所以目的語國的讀者既定的思維方式使他們無法產生與源語國讀者同樣的聯想，從而無法獲得該曆史典故和文化意象的精髓。如格林童話中的“教父”、“教母”等宗教意象在缺乏“上帝”意識的中國譯者那裏就發生了變異，被譯成了“幹媽”和“幹爹”，從而失落了德國文化中的宗教韻味。
如同一般的文化交流一樣，在文學閱讀、交流中，不同時代的普通讀者和作家由於時代的差異和文化潮流的變動而產生對格林童話不同側麵的誤讀和誤釋，作家對格林童話誤讀和誤釋使他們作品的主題和典型形象帶上了他們那個時代的烙印和中國特有的文化因子。接受者在積極了解外來文化的同時，總是會以自身文化為參照係，以既有文化元素解釋並融合他文化元素。於是，文學誤讀就應運而生了。換句話說，影響者的命運與影響效應，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由異域接受者來決定的。因為被影響者所接受的影響，往往都與他們自身的期望相關，這正如人們在對話中能夠聽懂的是自己能夠理解的語言。中德兩國由於他們在文明的肇始之初確立的根本價值原則的分歧，形成了相互之間在本質上相異的曆史生活傳統。這種文化傳統的差異注定格林童話在中國必須麵臨 “文化模子”分歧層麵形成的種種變異現象。因為不同的文化傳統就會有不同的文學審美觀和相應的文學意義建構方式。
三、文化過濾與文學誤讀的價值和意義
文化過濾和文學誤讀是接受主體文化對所接受信息進行篩選、改造和消耗的具體體現，過濾和誤讀都會帶來文學的變異。在跨文化、跨語際的文學交流中，“文化過濾和文學誤讀的過程既是原有文本意義衰減的過程，也是接受者文化滲透、新意義的生成過程”曹順慶主編《比較文學學》，前引書，第291頁。 。正是由於中國文化的過濾和中國讀者的誤讀，才使格林童話在中國獲得新生，延長了生命，並豐富和發展了格林童話。與此同時，經過過濾和誤讀的格林童話也豐富了中國文化，拓寬了中國文化的應用範圍和解讀方式。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過濾和誤讀使格林童話逐漸成為中國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
格林童話在不斷誤讀的過程中來到中國。正是由於不同時代不同中國讀者對格林童話的不斷誤讀和變異，才使格林童話各方麵的潛質得到誇張、放大和變異。這樣中國讀者方能看到格林童話多維的闡釋空間和美學價值，由此給中國兒童文學創作領域帶來新的質素和動力，也擴充和豐富了中國兒童文學的閱讀資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中國現當代文藝界，“真正的影響永遠是一種潛力的解放”盧卡奇《托爾斯泰與西歐文學》，範之龍譯，載《盧卡奇文學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452頁。 。格林童話的道德功利性潛質被中國編譯者和現代童話作家誤讀，並在他們的作品裏發生變異。格林童話中的娛樂性質素被中國現代作家淡化處理，而其道德教化質素則被凸顯和變異。新時期，尤其是當下，娛樂性對人們的吸引力遠遠大於道德教化，於是格林童話的主題和典型形象便被很多娛樂頻道和電視劇製作者看重，對其進行了後現代的解構和再闡釋，以迎合現代人的欣賞口味，變異後的格林童話逐漸成了中國文學中的有機組成部分。關於格林童話在中國變異的原因——文化過濾和文學誤讀探討的價值和意義，還在於將“格林童話在中國”的研究深入到文學背後的文化模子、文化語境，使比較文學研究成為不同文化之間以及異質文化之間的對話與協商。這種研究和探討不僅拓展了格林童話的意義，而且擴大了中國文化的應用範圍和解讀方式，在多元文化共存的理念中，彰顯中國文化的個性。
格林童話原著在中國的誤讀和變異不是缺點，反而是一種優點。它表明接受者——譯者積極主動地閱讀、接受，並最終譯出適合接受國讀者審美趣味的譯文。一些譯本的備受歡迎很大一部分在於它的變異，正是一定程度的變異使譯本更加適合中國文化土壤孕育出來的讀者。中國作家對格林童話的誤讀、誤釋，以及格林童話在中國作家作品中發生的變異，正是中國作家創造性地利用他國文化資源，積極地將其轉化為本民族、本文化中有效財產的表現和見證。承認接受中變異的必然性，既肯定了文學文本在跨異質文明傳播中的實際遭遇，又促使人們在一種新的認識策略上把誤讀與創新整合在一起。有了對他國文本的誤讀和變異，才有了他國文本的新生，才有了更新本國文化的契機。各國文化在不斷誤讀、不斷變異和不斷創新的過程中，得到發揚、交流和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