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謗毀
人皆有是非之心：是曰是，非曰非，宜也。人皆有善善惡惡之情：善者善之，惡者惡之，宜也。唯是一事之是非，一人之善惡，其關係至為複雜，吾人一時之判斷，常不能據為定評。吾之所評為是、為善，而或未當也，其害尚小。吾之所評為非、為惡，而或不當，則其害甚大。是以吾人之論人也，苟非公益之所關，責任之所在，恒揚其是與善者，而隱其非與惡者。即不能隱，則見為非而非之，見為惡而惡之，其亦可矣。若本無所謂非與惡，而我虛構之，或其非與惡之程度本淺，而我深文周納之，則謂之謗毀。謗毀者，吾人所當戒也。
吾人試一究謗毀之動機，果何在乎？將忌其人名譽乎？抑以其人之失意為有利於我乎？抑以其人與我有宿怨，而以是中傷之乎？凡若此者，皆問之良心，無一而可者也。凡毀謗人者，常不能害人，而適以自害。漢申鹹毀薛宣不孝，宣子況賕客楊明遮斫鹹於宮門外。中丞議不以凡鬥論，宜棄市。朝廷直以為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宜與疻人同罪，竟減死。今日文明國法律，或無故而毀人名譽，則被毀者得為賠償損失之要求，足以證謗毀者之適以自害矣。
古之被謗毀者，亦多持不校之義，所謂止謗莫如自修也。漢班超在西域，衛尉李邑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章帝怒，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北齊崔暹言文襄宜親重邢劭。劭不知，顧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劭字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耳。”暹曰：“皆是實事。劭不為癡。”皆其例也。雖然，受而不校，固不失為盛德；而自施者一方麵觀之，不更將無地自容耶？吾人不必問受者之為何如人，而不可不以施為戒。
［譯文］
人人都有是非判別的心理：對的就說對，錯的就說錯，這是應該的。人人都有讚好、憎惡的情感：善待好的，憎惡壞的，這也是應該的。隻是一件事情的是與非，一個人的善與惡，其中的關係很複雜，我們一時的判斷，往往不能作為定論。我們所作出的判斷是正確的、善的，但有時並不恰當，這種不恰當的判斷所造成的害處不會很大。而我們所作出的判斷是錯誤的、惡的，如果不恰當，那麼它的害處就會很大。所以我們評判一個人，隻要不是關係到公共利益和社會責任，就應該堅持宣揚他的對與善的地方，而掩蓋他的錯與惡的地方。即使不能掩蓋，那麼發現他的錯誤之處就予以否定，發現他的惡處就予以責罰，這也是可以的。如果一個人本身沒有什麼錯與惡，而是我為他憑空虛構的，或者這個人錯與惡的程度並不嚴重，而是我對他故意誇大其詞，那就是對他的誹謗。誹謗，是我們應當禁止的。
我們試著來探究一下誹謗的動機到底是什麼呢？是嫉妒別人的名譽嗎？還是以為別人的失意對自己有利？還是別人與自己有宿怨，便以誹謗來中傷別人？所有這些，我們不妨叩問自己的良心，沒有一個是可以做的。凡是誹謗別人的人，常常害不了別人，到頭來卻自己害自己。漢代申鹹誹謗薛宣不孝道，薛宣兒子薛況的門客楊明，在宮門外打傷了申鹹。禦史中丞認為這件事不能以平民百姓間的爭鬥來定論，要把薛況處以死刑。但朝廷大臣以為，申鹹是因為沒有以正直之心去對待別人而遭到報複，他應該與施加報複的人同罪論處，最後薛況竟被免除死罪。今天文明國家的法律明文規定，如果有人無緣無故毀壞別人名譽，那麼受毀者有權要求對方給予賠償，這足以證明誹謗者剛好自己害自己。
古時那些被誹謗的人，大都也采取不申辯的態度，這就是人們所說的，阻止別人的誹謗最好的方法莫過於首先加強自身修養。漢代的班超受命出使西域，衛尉李邑向皇帝上書，陳述班超經營西域的事業不可能成功，又極力詆毀班超，漢章帝大為憤怒，嚴厲斥責李邑，命令他到班超那裏去接受調遣。班超就派遣李邑帶領烏孫國的侍子回到京城。徐幹對班超說：“李邑先前誹謗您，想破壞您經營西域的功業，現在您為什麼不依據皇帝詔書把他留在西域，另派他人去送烏孫國的侍子呢？”班超說：“正是因為李邑先前誹謗了我，所以今天才派他回京城。我內心自省沒有愧疚，何必怕別人的議論呢？”北齊崔暹勸文襄帝高澄親近信賴邢劭。邢劭不知道這件事，卻瞅準機會不時地在文襄帝麵前詆毀崔暹。文襄帝很不高興，對崔暹說：“你說邢劭的優點，而邢劭卻專門挑你的缺點。邢劭真是個糊塗人啊。”崔暹說：“這些都是事實。邢劭其實不糊塗。”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雖然自己受到別人的誹謗卻不申辯，品德固然高尚；但從誹謗者的角度來看，他們不是更加無地自容了嗎？我們沒有必要追問受到誹謗的是些什麼人，但不能不勸誡和杜絕誹謗的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