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即將開始天津戰役了，鄭洞國是榜樣，將軍如仿效將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隻能使自己遭受殺身之禍。希望你們在我們總攻之前，派代表來談判，在任何地點都可以找到我軍司令部，然後護送你們與我們商談。
這封由林彪和羅榮桓親筆簽名的信件，在天津的國民黨當局中被視作解放軍對他們的最後通牒，故而引起了強烈震動。天津國民黨當局的五名最高負責人不得不聚到一起，商量對策。除了三個收信人之外，還有天津市市長杜建時和警備副司令秋宗鼎。在這幾個頭目之中，杜建時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杜建時是河北武清楊村人，出身於東北講武堂北京分校。蔣介石開辦陸軍大學，杜建時入學考試與畢業選拔考試都是第一名，被蔣介石選送美國深造，在堪薩斯陸軍大學畢業之後，又根據蔣介石的旨意到加州大學攻讀了國際關係專業，獲得了博士學位。1939年學成回國，成為了當時中國唯一的“博士將軍”，先後擔任第九戰區副參謀長、國防大學教務處長、國防研究院主任，委員長侍從室中將高級參謀、國民政府參軍處中將高級參軍，很得蔣介石的器重。當時蔣介石與各國的高級談判他都是重要的隨員，連1945年參加聯合國成立的中國代表團，他也是成員之一，宋美齡還把自己的秘書介紹給他做了夫人。蔣介石把他派到天津來，先任北寧路護路司令官，後任天津市市長，是蔣介石放在華北地區的一個重要心腹人物，他實際上是蔣介石安在華北地區的一個耳目，華北地區的各種情況特別是傅作義集團（在杜建時眼中，陳長捷也屬於傅作義的人）的情況，都經常由他直報蔣介石。可以這樣認為，陳長捷所以不敢如傅作義那樣逐漸走上和平之路，除了他自己完全沒有自己的軍隊之外，杜建時這個蔣介石的耳目的嚴密監視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現在，天津的五巨頭坐到了一起，都看了林彪和羅榮桓的親筆簽名信。怎麼辦？都不敢首先表態。在這五巨頭之中，在他們每個人內心深處都在提防著其他人。陳長捷是名義上的最高司令官，但他沒有自己的部隊，而且又被另外幾人看成是傅作義的人，他怕杜建時和兩個軍長找他的茬。杜建時雖然是蔣介石的心腹，但他自己不掌兵權，他又一直弄不清楚陳長捷到底賣的什麼藥，弄不清楚這時陳長捷和傅作義是什麼關係（實際上，在這段時間，由於傅作義本人對和平問題極為小心，一直未下最後的決斷，不可能有很直接的態度，所以並未就和談問題與陳長捷有過任何聯係），所以也無法表態。林偉儔和劉雲瀚這兩個軍長對於自己的實力是清楚的，知道自己不可能是林彪的對手，但是作為一個職業軍人，上司沒有作出最後決定之前，也很難在和戰問題上作出大的行動。特別是他們心中很清楚，杜建時是蔣介石的心腹，而陳長捷又是傅作義的人，這兩人的意見不統一，他們作為下級是很難辦的，所以他們也都不願表態。至於秋宗鼎，是一個空頭副司令，更不願先談自己的意見。這樣，五人都沒有在和與戰這一大問題上做出最後的選擇，都未能走上和平之路。當杜建時再次向陳長捷詢問天津到底能守多久這一問題時，陳長捷仍然說可以堅持一個月。於是，杜建時就要陳長捷給林彪和羅榮桓回信，實際上是要陳長捷給蔣介石表態。於是，由陳長捷口授，秋宗鼎筆錄，一封陳長捷式的回信寫成了：“武器是軍人的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軍人的恥辱。如果共謀和平，請派代表進城商談。”
這樣，陳長捷等人喪失了以和平方式解決天津的最後機會。全國解放以後，陳長捷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解放戰爭期間，我在天津抗拒人民解放軍，將戰火引入市區，置人民的生命財產於不顧，對人民負有嚴重無比的罪過。”他的這段話，可謂句句實言，一點誇張也沒有。
若幹年後，有人曾經這樣分析過1949年初的天津問題，認為當時的天津如果不是由於上述情況而產生的“龍多不治水”，而是由一人掌握軍政大權，一人就可以作出決斷的話，在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天津也是有可能和平解決的。這種分析不無道理。遺憾的是，曆史現象是不可能按“如果”來重演一次的。
若幹年後，陳長捷在他的回憶錄中表示，當時所以出現那種明知打不過還要堅決打的局麵，還有一個一般人所不太了解的原因，就是國民黨特務對國民黨軍隊的暗中監控。他說：
1月11日，接到解放軍送來的“和平放下武器”的最後通牒，即約杜建時到部會商。開始是各懷鬼胎，以目相視，默然不語。劉雲瀚是蔣介石、陳誠的嫡係心腹，對戰事雖然懷慮，但默不作聲。林偉儔和秋宗鼎又都懾於特務的監視，有所欲言，卻又吞吞吐吐，沒有一個說應該和可以放下武器的。大家卻也願意談判，無非為的緩攻、觀望而已。
蔣介石在各軍和各軍事機關都置有從他的侍從室直接派出的所謂“視察官”，參與一切軍務與軍機，時時向蔣直接通電報。對天津就派來視察官程子踐，程當時對作戰中每夜彙報情況，指導軍機，他都要參加。而他的背後，又有所謂“報務員”執著密碼本在監察他。蔣的特務對天津作戰是多方麵的鉗製，這一種特務恐怖，懾服了部隊長官，迷惘不省。
不管是出於哪些方麵的原因，總之，天津守軍在最後關頭拒絕了和平之路。既然天津守敵不願意放下武器，拒絕和平，毛澤東當然就要下決心先打天津。前麵已經分析過，這時打天津，其目的不僅僅在於解放天津，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是要用人民解放軍的鐵拳將國民黨的一部分軍隊砸得粉碎，將天津的堅固城防工事砸得粉碎，讓傅作義迅速徹底地丟掉幻想，接受和平改編，和平解決北平問題，同時也讓北平中央軍係統的軍隊不敢亂動，不得不跟著傅作義一道接受和平改編。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要“打天津給傅作義瞧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