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上半月，南京的米價就上漲了60％。食品價格飛漲，使學生實在無法正常生活和學習。於是，各大學在5月13日舉行罷課，學生代表3000多人於5月15日到教育部請願，要求根據物價上漲情況增加學生的夥食費。反動當局不僅無理拒絕了學生的正當要求，更於18日發布《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宣布對全國各地凡是10人以上的請願、罷課活動一律“采取緊急措施，作有效之製裁”。為了反抗國民黨當局的暴政，5月20日，南京、上海、蘇州、杭州16所大學的學生代表6000多人在南京舉行示威遊行。國民黨軍警對學生代表進行了血腥鎮壓，有500多名學生被打，其中受傷者有50多人，重傷8人，史稱“五二○”慘案。“五二○”慘案之後，全國性的學生組織中國學生聯合會於6月18日在上海成立，“反饑餓，反內戰”的口號響遍全國。
在學生運動的帶動之下，全國其他階層的反蔣愛國運動也層出不窮，聲勢愈來愈大。
當時，受苦最深、生活最艱難的是農民。他們本來就相當窮苦，全麵內戰所帶來的大量征兵和征糧，更使農民無法維持最基本的生活。當時對農民的征糧共分為征糧、征購、征借三個部分，據甘肅省的統計，其總額超過了抗戰以前的20倍。除征糧外，還有各種苛捐雜稅，據四川一省統計，總數達190多種，故而當時流行著這樣一副對聯：“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隻剩屁無捐。”為了打內戰而日益瘋狂的“抓壯丁”狂潮，使農村喪失了大量的勞動力。僅據國民黨官方公布的大大縮小了的數字，三年中共征兵350萬人。官逼民反，廣大農民不得不揭竿而起，自救圖存。僅四川一省的官方統計，在1947年初，就有130多個縣發生了以反對征兵征糧為中心的“民變”，不少民變者都拿起了武器，發展成了人民武裝。就連南京政府眼皮之下的京滬郊區，也有十幾個縣農民成立了自己的武裝在長期活動。這些活動使得國民黨政府的征兵征糧計劃根本無法完成，成為在戰場上節節失利的重要原因。在全國人民的反蔣愛國運動中，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是台灣人民“二二八”武裝起義。被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了50年的台灣人民發覺：“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在實在忍無可忍之下，台灣人民舉行了武裝起義。蔣介石進行了大屠殺，被殺者多達3萬餘人。
麵對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對內戰、反對暴政、反對獨裁、反對掠奪的反蔣愛國運動，麵對內戰戰場上的節節失利，蔣介石集團卻沒有絲毫的醒悟，反而變本加厲地對人民進行更殘酷的鎮壓。1947年7月4日，國民黨政府第六次國務會議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戡亂總動員令》，接著發布了一係列有關“戡亂”的緊急法令。按照這些法令，全國的人和物都可以以內戰的名義加以征用，任何有所妨礙的言行都可以由當局任意懲治，將國統區進一步拖入了法西斯獨裁的最黑暗時期。
不過，無論蔣介石集團如何垂死掙紮，國統區的土崩瓦解已成定局，無可挽回。因為，國民黨政權多年來的反動統治氣數已盡，關鍵的一點，在於它的多項倒行逆施已經完全失去了民心。中國國民黨內的一些元老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宣言中這樣總結過：
訓政其名，專製其實，人民之自由剝奪殆盡，政府之官吏賄賂公行；黨政有內圈外圈之分，部隊有嫡係雜牌之別；法律等於具文，特務密於蛛網，奸佞私親盤踞要津，正人君子視同寇仇；是非不分，紀綱不正，遂致人民畏官吏如虎狼，畏黨部如蛇蠍，乃形成普遍對政府離心之傾向。
就連國民黨的喉舌《中央日報》也在1948年11月4日發表社論，題目就是《趕快收拾人心》。
在如此形勢之下，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不僅腐化如故，而且各種內部矛盾也日趨尖銳。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經明確指出：“在國民黨內部彌漫的腐化和反動勢力已是盡人皆知，無須再說了。然而，必須記著的是，一黨統治永遠會導致腐化，在這個黨當權的整個時期中內部分歧從來沒有停止過。”蔣介石本人在1948年6月也這樣說過：“自中央至省縣，黨內派係傾軋，更變本加厲，漫無止境。”他隻是不敢說出這種局麵的必然結局。這種結局由司徒雷登在1948年11月6日說了出來：
“我們非常不願意地得到這樣的結論：國民黨現政府之早日崩潰是不可避免的了。”
為什麼會是“不可避免”？
美國政府駐國民黨政府的軍事代表團團長巴大維在1948年11月18日的報告中說：“自從我來到這裏，沒有一次作戰失敗是由於缺乏彈藥或裝備的。在我看來，這些軍事上的慘敗都可以歸因於世界上最糟糕的領導，以及許多降低士氣的其他因素。這些因素導致完全失去戰鬥意誌。”
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在他的著作中說：“國民政府的崩潰不僅是軍事的，也是經濟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因為“無能和腐敗使國民黨在中國徹底失去了人心”。
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美國總統杜魯門的報告中指出：“國民黨軍隊不是被打敗的，他們是自行瓦解的”，因為“中國的人心掌握在共產黨人手中”。
美國人曾是蔣介石最親密的盟友和最大的支持者，上述論述，對於蔣介石集團來說，已經是十分客氣的了，但也是不能再客氣的了。因為蔣介石集團的必然失敗，的的確確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