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式整軍運動的同時，我軍在部隊建設中還采取了其他多種有效措施，如在1947年恢複與健全了曾被“王明路線”取消了的黨委製，在營以上單位全部恢複健全了黨委，實行黨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製，使黨委成為部隊領導和團結的核心。根據中央的布置，在部隊中實行和發揚政治、軍事、經濟三大民主，恢複了井岡山時期的連隊士兵委員會（以後改稱革命軍人委員會）。在重新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三大紀律是：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一切繳獲要歸公。八項注意是：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的基礎上，全軍開展了反對無組織、無紀律的運動，大力克服過去因為分散作戰而形成的某些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嚴格建立了各級的請示報告製度。“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口號響徹了全軍。
在進行各種整頓、教育工作的同時，為了提高我軍的戰鬥力，中央軍委在改善部隊裝備上也盡各種可能做了很大的努力。在以繳獲敵人的武器物資為主要來源的基礎上，逐步建立了自己的軍事工業體係，在東北和華北都建立了自己的軍事工業基地。我軍首先建立了自己的炮兵，陸續建立了自己的工兵、通信兵和鐵道兵，還在東北建立了高射炮大隊和戰車大隊，開辦了航空學校和通信學校。所有這些努力，都在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並為今後我軍建立特種兵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在大決戰的舞台上，我們也有必要看看敵方的一些情況。
在1948年4月的蔣記“國民大會”上，蔣介石當上了中華民國的“總統”（蔣介石在此之前的正式官銜，一般都稱之為“委員長”，這一頭銜最早是1932年3月在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上被選為的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1939年1月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他又被選為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按會上通過的《國防最高委員會組織大綱》的規定：“國防最高委員會統一黨政軍之指揮，並代行中央政治委員會之職權”；“委員長對於黨、政、軍一切事務，得不依平時程序，以命令為便宜之措施”，是一個在戰時形成的完全擁有絕對獨裁權力的職務，所以長期以來，他最喜歡的就是這個“蔣委員長”。1943年8月1日，原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蔣介石被選為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當國民政府主席時，本是一個不管政事的名義上的虛職。蔣介石當選之後，修改了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民政府主席為海陸空軍大元帥”，所以也有人稱呼他為蔣主席），但是他在國民黨內實力最大的反對派、桂係首領李宗仁也在他堅決反對的情況下當選為副總統，使這個中央政府十分明顯地分為兩半，連最表麵的“團結”二字都不可能出現，正如蔣介石自己在日記中所寫的“全國各戰場皆陷於劣勢被動之危境”，“北方之民心士氣尤完全動搖”，“江南各省幾乎遍呈風聲鶴唳之象，兩廣、湘、豫、浙、閩伏匪蠢動，李濟深、馮玉祥且與之遙遙相應，公然宣告叛國，此誠存亡之秋也”。
蔣介石於1947年接受了美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巴大維的建議，將原來的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陸軍總部、軍事參議院等一並撤銷，權力都歸於國防部。國防部部長原來是頗能打仗的白崇禧，但因為白崇禧屬於桂係，於是在李宗仁當選為副總統之後，蔣介石撤了白崇禧，改為他最親信的陳誠任國防部部長，不久又換為另一親信何應欽。參謀總長是他的嫡係將領顧祝同。在此之下最重要的軍事指揮建製單位，是蔣介石在各軍事要地設立的專門用來打內戰的“剿匪總司令部”和綏靖公署，根據戰事的需要，凡是派往各所轄地區的部隊，均由各“剿總”和綏署指揮。大決戰開始時的幾個“剿匪總司令”分別是：華北的傅作義（駐北平），以北平、天津、張家口為中心，有兵力60多萬；東北的衛立煌（駐沈陽），以沈陽、長春、錦州為中心，有兵力48萬；華中的白崇禧（駐武漢），以武漢為中心，有兵力約75萬；徐州的劉峙，以徐州、蚌埠為中心，有兵力60多萬。除了以上幾個“剿總”之外，西北的胡宗南以西安綏靖公署的名義駐西安，有兵力約30萬；大決戰開始以後，蔣介石設立了京滬杭警備司令部，以湯恩伯為司令，有兵力約50萬人。
國民黨軍隊這時共有365萬人，能用於第一線的軍力為170萬人，其主力部隊的建製單位在當時是兵團，兵團之下轄軍（即原來的整編師）。在大決戰時期的各個兵團的主官是：一兵團司令鄭洞國，二兵團司令杜聿明，三兵團司令張淦，四兵團司令李文，五兵團司令裴昌會，六兵團司令盧浚泉，七兵團司令黃伯韜，八兵團司令周福成，九兵團司令廖耀湘，十兵團司令徐啟明，十一兵團司令魯道源、孫蘭峰，十二兵團司令黃維，十三兵團司令李彌，十四兵團司令宋希濂，十五兵團司令羅廣文，十六兵團司令孫元良，十七兵團司令侯鏡如，十八兵團司令李振，十九兵團司令張軫，二十兵團司令陳克非，二十一兵團司令劉安琪。
這時國民黨軍隊的情況如何呢？有關的材料很多，為了能最真實地反映當時國民黨軍隊的實際，我們在這裏先來看看蔣介石本人的原話，因為他隻能嘴邊留情，有所掩飾，絕對不會添油加醋的。1948年1月，蔣介石在一次談話中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物質上我們有很好的裝備，有很精良的武器，可以說具備了一切勝利的條件。”可是“為什麼還要遭受挫折，遭受損失呢”？麵對著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損失”，他在這段時間不再如過去那樣大肆吹噓，而是說了一點真話。他說：
“我們多數將領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各級軍官對上級命令大多陽奉陰違，甚至根本沒有執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喪失”。軍官是如此，“士兵戰鬥技能落後，不能打仗”。因此，“我們的軍隊紀律如此廢弛，精神如此低落，要與凶頑狡猾的匪軍作戰，絕無幸免於失敗的道理”。到了蔣介石在大陸徹底失敗，逃到台灣去以後，他的話說得更符合事實一些，他說：“今天，我痛心地指出，從抗戰後期到現在，我們革命軍隊中所表現出的貪汙腐敗，真是無奇不有，簡直難以想象”，“這樣的軍隊就不能不走向失敗”；“可以說，我們的幾百萬軍隊，沒有同共軍做過一番較量，就被解決了，無數優良的裝備送給了共產黨，用來消滅我們自己”。美國學者易勞逸在大量引用了蔣介石這一時期的談話之後，有過這樣的一個總結：“很清楚，蔣介石並沒有把他政權的垮台歸之於美國的失信，武器彈藥的缺乏甚至共產黨軍隊的力量。在他看來，失敗的因素蘊藏在國民黨政權內部。他相信，在內戰時期，這個政權不僅腐敗糜爛，而且已是行將覆滅。”
國民黨軍隊有一個中外皆知的大特點，就是窩裏鬥。在一支隊伍之中，軍官侵吞軍餉，歧視、魚肉士兵，是十分普遍的現象。這一點，連蔣介石自己也說，由於官兵之間“生活上的懸殊”，故而“士兵不叛變，不逃跑，已算很好了”。更大的問題是國民黨軍隊中幾十年來一直存在的派係鬥爭永遠不可能調和，而且是愈演愈烈。中央軍和地方軍，嫡係和雜牌，長期如同水火。對地方軍隊分而治之，在戰場上用敵方力量去削弱地方軍隊，是蔣介石多年來的一貫政策，在大敵當前的抗日戰爭中猶是如此，在內戰中就更是如此。原來的東北軍、西北軍是如此，後來的滇軍、川軍是如此，連立過很大戰功，兵力相當強的桂係軍隊也受到這種對待。曾經任過國民黨政府副總統的桂係領袖李宗仁在回憶錄中說：“中央的政策是借共軍力量來消滅‘雜牌軍’，所謂‘中央軍'
的主要任務為監視’雜牌軍‘，是對付自己人的，不是防禦敵人的。因而一旦與共軍作戰，各軍皆避實就虛，保存實力，共產黨就乘機茁壯了。”“蔣先生一心一意要借對內對外戰爭把這些’雜牌‘部隊消滅，所以平時扣發軍餉，戰時不予補充，待該部在戰爭中消滅殆盡時，中央便借口將其取消。但是中央這種作風，各部隊長官皆洞若觀火，所以他們絕對不打硬仗，處處企圖保存實力，免被消滅。如此，中央愈加蓄意加以消滅。演變的結果，中央當局便視’雜牌‘部隊為癰疽，而’雜牌‘部隊亦視最高統帥為仇讎，而形成一種互為因果的死結。”在本書的敘述中，有不少這方麵的實情，這裏不多舉例。
美國作家布賴恩·克羅澤曾經長期研究中國當代曆史，特別是蔣介石的曆史，寫過《蔣介石傳》。他在該書中說過這樣一句話：“最使國民黨聲名狼藉的是它的軍隊。”這句話真可以說是簡明扼要、一針見血。
戰爭是社會矛盾在最激烈衝突情況下的產物，它的勝負是由社會各方麵力量合力的高低來決定的。中國現代曆史上這場決定中國命運的大決戰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勝負也是可以預料的。隻是，包括毛澤東這樣的曆史巨人在內的所有的中國有識之士，也未能預料到，這場大決戰的進程，竟會是如此之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