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讀了這封電報就可知道，為了在蔣介石以及國民黨軍界麵前落一點好名聲，鄭洞國在這裏說了很多謊話。不過話又說回來，在蔣介石的一批平時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天子門生”中，鄭洞國的確算得上是一個在最後還能忠於蔣介石的為數不多的陸軍中將。
當鄭洞國把這封電報發出之後，已是淩晨。按照我軍與楊友梅已經達成的默契，在淩晨4時，銀行大樓外響起了好一陣槍聲和手榴彈爆炸聲，很像是我軍向著長春城內國民黨軍的最後據點，也是國民黨軍第一兵團司令部所在地銀行大樓發起了猛烈“進攻”。可是，這卻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幾十年戰史中絕無僅有的、名副其實的一次“假打”，國共雙方的真槍實彈（這其中基本上都是鄭洞國的特務營放的）全都朝著天空，“戰鬥”結果，雙方無一傷亡，特務營的400多名官兵全部放下了武器。唯一的例外，是被我軍司令員蕭勁光派去接鄭洞國的潘朔端所坐的汽車在大街上行駛時，司機被流彈所誤傷。
大街上的“戰鬥”在激烈地進行，鄭洞國在大樓的地下室中也到了要“成仁”的時刻。當他為自己找不到武器而正在著急時，早已準備好的衛士已將他團團圍住，擁到了一樓大廳，而由潘朔端帶來的我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在此恭候。鄭洞國到此時還能有什麼說的呢？他隻得被押上汽車，送出長春。
值得一提的是，三天以後，國民黨的喉舌《中央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如下消息：
中央社沈陽23日電：據悉，孤軍長春之東北“剿匪”總部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鄭洞國將軍，自市區戰起，率部堅守據點中央銀行大樓，與匪英勇搏鬥，嗣以彈盡糧絕，終於21日上午發出最後一彈，壯烈成仁。所屬300官兵，亦全體殉職。鄭氏18日電致其夫人陳澤蓮女士稱：望保重，永別矣！20日致杜聿明、趙家驤及諸友好電稱：現雖大勢已去，當奮鬥到底，以保吾黨革命軍人之忠貞氣節，希釋勞念。
由於《中央日報》如此造謠，以至鄭洞國的親屬看到此消息之後還冒險前來東北奔喪。緊接著，我們的《東北日報》也在頭版《中國戰爭形勢發生巨大變化》的通欄標題之下，發表了國民黨軍隊第一兵團和新七軍投誠的重要消息，還特地發表了鄭洞國和李鴻到達哈爾濱車站的照片。
東北三大城市之一的長春，到此時完成了全城的和平解放。時間是1948年10月21日早晨。不過有一點不能不講，就在長春和平解放過程中，也有人給長春造成了不小的災難，這就是蔣介石。六十軍起義之後向城外開拔時和新七軍決定放下武器以後，蔣介石曾派空軍到長春以“轟炸長春的抗命部隊”為名，進行狂轟濫炸。這種行為，連鄭洞國都覺得是濫殺百姓，曾與空軍聯絡，叫他們不要這樣讓老百姓遭殃。
就在這天晚上，在長春郊外一個叫四家子的小村，也即我東北野戰軍一兵團的司令部，蕭勁光、蕭華等我軍領導幹部在盛宴上與鄭洞國見麵。鄭開始是悶頭喝酒，一言不發。後來被我方的真誠所感動，才說了這樣的話：“我在國民黨裏幹了二十幾年，現在失敗當然聽憑處分。至於部下官兵，如有願意回家的，希望能讓他們回去。”他還提出了兩點要求，一是不做廣播，二是不參加公開的宴會等活動。考慮到他的處境，我方全部予以同意。
鑒於鄭洞國在長春和平解放的關鍵時刻並未阻止六十軍的起義和新七軍放下武器投誠，我軍一直將他本人和他所率的一兵團都作為投誠對待，給予了相當的優待（毛澤東在給東北局的電報中曾特地指出：“鄭洞國為黃埔高級軍官，此次又率部投降……應給以禮遇”）。鄭洞國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以後，就參加了新中國的建設工作，曆任水利部參事、國防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1991年在北京病逝之後，在八寶山公墓禮堂舉行了規格不低的遺體告別儀式，與此同時，在台灣也舉行了追悼儀式。在眾多黃埔將領中，海峽兩岸同時舉行悼唁儀式的僅有兩位，就是杜聿明和鄭洞國。
我軍用軍事圍困、經濟封鎖、政治瓦解三管齊下的辦法，基本上未打一個大仗就解決了國民黨的10萬軍隊，其中還有幾萬人帶著武器加入了我革命隊伍的行列。和平解放長春的方式使一個全國知名的大城市得以完整無缺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而且很快就能在解放全國的鬥爭中發揮其重大影響。還有，就是這種和平解放大城市的方式為全國其他城市的解放提供了若幹有益的經驗，使今後能有更多的大城市也能走這條和平解放之路。在這裏，長春的和平解放算是開了一個好頭。
第十二章 遼西大血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