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還沒有來得及博士論文的答辯，學位證書還未拿到，就匆匆回國，走馬上任。北京文化界滿懷著期待，熱烈歡迎這位首舉“文學革命”義旗的風雲人物。林語堂以清華學校一個普通英文教員的身份參加了歡迎，雖然沒有引起胡適的特別注意，但對林語堂來說，胡適那“登高一呼，應者雲集”的形象刻在了他的腦中：胡適引用了荷蘭神學家Erasmus的話說：“現在我們已經回來了。一切要大不同了。”的確如他所預言的，1917年成了中國新文學史的開端年。從此，中國文學掀開了新的一頁。
當林語堂的有關語言文字論文發表後，引起了胡適的重視，從此，兩人開始了交往，並建立了私人的友誼。沒有想到，與胡適的私誼對林語堂後來的留學生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1916年，有一次，林語堂在中央公園還見到了大名鼎鼎的辜鴻銘。林語堂在清華學校任教後，曾耳聞目睹過許多有關辜鴻銘的奇聞軼事。辜鴻銘(1856-1928)，名湯生，祖籍福建同安，出生於南洋英屬馬來西亞檳榔嶼，曾在英國、德國、法國學習十四年，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臘和馬來西亞等語種，福建方言和北京話也成了他的主要語言，能夠熟練地運用九種語言，一生獲得過十三個博士學位。孫中山曾說：“中國精通英文的，隻有三個半。其一辜鴻銘，其二伍朝樞，其三陳友仁。”還有半個他不肯說，有人猜說可能是王寵惠。辜鴻銘著有《讀易堂文集》等，譯有《癡漢騎馬歌》，以向外國人介紹中國文化為己任，用英文撰寫宣傳儒家思想的著作：《春秋大義》(德文版定名為《中國的精神與戰爭的出路》)，並把《論語》、《中庸》、《易經》、《道德經》等儒家經典翻譯成外文，在西方社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德國有個學者台裏烏斯，大力宣揚辜鴻銘的思想；丹麥文學批評家勃蘭兌斯在1917年專門寫了《辜鴻銘》，對辜鴻銘頗為推崇。在西方人的眼裏，辜鴻銘成了東方文明的代言人，他同印度的泰戈爾、日本的岡倉一起被奉為東方聖哲。然而，在國人的眼裏，辜鴻銘純屬一大怪人。辜鴻銘的怪名聲，多半由於他天生的狂態，他酷嗜小腳、娶妾、逛妓院、穿長袍馬褂，頭上一頂平頂紅結黑緞瓜皮小帽，用紅絲線夾在頭發裏編成的細細的色彩斑斕的長辮子，還有他的罵人罵世。張勳複辟委任他為外務部官員，陳獨秀、胡適、蔡元培等紛紛點他的名，指為東西文化論戰的靶子，複辟論的代表。辜鴻銘生性怪僻，如他窮困時，愈是援助他的人愈挨他的罵，他任氣忤物，往往開罪於人。他為人剛愎自用，與眾不同，是一個天生的標新立異者：眾人所承認的，他反對；眾人所喜歡的，他則不喜歡；眾人崇拜的，他蔑視。林語堂以自己的標準來看待辜鴻銘的性格，對其怪癖偏好不以為非，林語堂欣賞的就是這種有個性、充分自由的知識分子。
林語堂對辜鴻銘的透視，看到的是幽默和詼諧。林語堂非常欣賞辜鴻銘為納妾製度辯護時的一個比喻：辜鴻銘解妾字為立女，妾者靠手也，所以妾者，供男人倦時作靠手也。辜氏把男人比作茶壺，把女人比作茶杯，他說：“汝曾見一個茶壺配四個茶杯，但世上豈有一個茶杯配四個茶壺者乎？”林語堂認為辜鴻銘的幽默起源於倔強的個性和憤世嫉俗的見解。其實，林語堂也是一位有倔強個性的人。林語堂一方麵反對辜鴻銘的政治立場，另一方麵賞識辜鴻銘的為信仰而獻身殉葬的精神。林語堂對辜鴻銘的幽默詼諧風格，雋妙機智的辯才和出類拔萃的外文寫作水平及用外文直接向外國人介紹中國文化等諸方麵都有著繼承性，但又有著不同於辜氏全麵肯定中國文化、不遺餘力地證明傳統文化具有永久的合理性的揚棄，在向西方世界傳播中國文化的過程中，林語堂與辜鴻銘有著本質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