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惜別魯迅
魯迅是應林語堂之邀請來到廈門大學任教的。在廈門的日子裏，林語堂與魯迅互相支持，並肩戰鬥，加深了他們之間的友誼。林語堂安排魯迅負責國學研究院小說組的工作，並安排魯迅開設了《小說史》、《中國文學史》等課，為魯迅出版書籍、做周末演講、讓魯迅指導學生辦《波艇》雜誌等作出了自己的努力。1926年12月27日，林語堂親自陪同魯迅到集美學校講演。魯迅剛到廈門時，由於語言不通，又隻認識孫伏園、林語堂幾個朋友，所以寂寞是難免的。他常常叫孫伏園到他的房間裏一起喝紹興酒，吃火腿。又由於廈門的飯菜他也吃不習慣，林語堂因為是故鄉人，所以，林語堂多次邀請魯迅到家裏吃飯，改善夥食。當然，魯迅也盡力支持林語堂的工作。
盡管如此，魯迅仍覺得在廈門住不下去。其主要原因不在於飯菜，而在於人緣。我們看看魯迅給許廣平寫的信，就能明白一二。據《兩地書》(四二)中說：“在國學院裏的，朱山根是胡適之的信徒，另外還有兩三個，好像都是朱薦的，和他大同小異，而更淺薄，一到這裏孫伏園便算可以談談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淺薄者之多。他們麵目倒漂亮的，而語言無味，夜間還要玩留聲機，什麼梅蘭芳之類。我現在唯一的方法是少說話；他們的家眷到來之後，大約要搬往別處去了罷。從前在女師大做辦事員的白果是一個職員兼玉堂的秘書，一樣浮而不實，將來也許會興風作浪，我現在也竭力地少和他往來。”
《兩地書》(四六)中說：“看廈大的國學院，越看越不行了。朱山根是自稱隻佩服胡適、陳源兩個人的，而田千傾、辛家本、白果三人，似皆他所薦引。白果又善興風作浪，他曾在女師大做過職員，你該知道的罷，現在是玉堂的襄理，還兼別的事，對於較小的職員，氣焰不可當，嘴裏都是油滑話。我因為親聞他密語玉堂，‘誰怎樣不好’等等，就看不起他了。前天就給他碰了一個大釘子，他昨天借題報複，我便又給他碰了一個大釘子，而自己則辭去國學院兼職。我是不與此輩共事的，……”
《兩地書》(五八)中說：“‘現代評論’派的勢力，在這裏我看要膨脹起來，當局者的性質，也與此輩本合。理科也很忌文科，正與北大一樣。”
《兩地書》(六六)中說：“山根仍舊專門薦人，圖書館有一缺，又在計劃薦人了，是胡適之的書記，但這回好像不大順手似的。”
魯迅在廈門大學的經曆，以往研究者隻是較多使用《兩地書》中的史料，這是一個單方麵的史料，以此判斷曆史事實是不夠的。魯迅對廈門大學的評價，如果與顧頡剛、台靜農給胡適的幾封信對讀，研究者大體可以看出當時較為真實的曆史。
顧頡剛對當時廈門大學的評價也不高，但他對當時魯迅生活處境和廈門大學教授間的矛盾和糾紛的評價，顯然比魯迅公允，就是對魯迅本人，顧頡剛也出語平和，在私人信件中始終以“魯迅先生”稱之，而且是正麵評價。他對胡適說：“魯迅先生受了廣東中山大學之聘，向廈大辭職。他是很得學生信仰的，大家覺得他走了非常可惜，因此怨毒鍾於劉楚春(劉樹杞)，說他的走是劉氏奪權的結果。”
《兩地書》出版時，魯迅曾對原信作過刪節、修改甚至個別信件重寫過。而顧頡剛、台靜農給胡適的信是保存在胡適檔案中的史料，是後來研究者公開的，與曆史當事人無涉。從史源角度觀察，公開出版的《兩地書》和《兩地書》手稿不是一個類型的史料，而凡經修改的史料，其史料價值是降低的。
《兩地書》公開出版時，把一些真人姓名隱去，用化名代之。魯迅說：“還有一點，是信中的人名，我將有幾個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壞，並不相同。此無他，或則怕別人見於我們的信裏，於他有些不便，或則單為自己，省得又是什麼‘聽候開審’之類的麻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