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島(即章廷謙，亦即魯迅日記中說的矛塵)在9月4日給周作人的信裏談到了此事：“在上海，小峰請我們吃飯的席上，語堂和魯迅鬧翻了，幾乎打起來，彼此以‘畜生’罵，我和達夫費了多少口舌好說歹說的才勸開他們。自己一夥中人，常這麼鬧，真是糟！”又說：“這回，我將我在杭州所聽到關於北新的消息，如開紗廠……，都問小峰，小峰說是‘奸人在造謠，即此次魯迅與北新的糾紛，也是由於張友鬆(奸人？)的挑撥’，語堂也說張公在和他搗亂，說語堂在漢口發了筆洋財。那天魯迅和語堂的相罵，也是這麼引起來的。葫蘆中人總不大能明白他們內中究是怎麼一回事，張友鬆不也開了一片春潮書店嗎？”
鬱達夫是南雲樓“風波”的見證人和“和事佬”，在9月19日給周作人的信中也提到了此事：“近事之足資談助者，是魯迅與北新算版稅，與魯迅和語堂反目兩事。前者是魯迅應有的要求，後者是出於魯迅的誤解。這兩事，我與川島都在場作中間人，大約川島總已經和你講過，細事不說了。”在魯迅去世後的1940年，鬱達夫寫《回憶魯迅》一文中又談到了此事：
這一場事情，總算是這樣的解決了；但在事情解決，北新請大家吃飯的那一天晚上，魯迅和林語堂兩人，卻因誤解而起了正麵的衝突。
衝突的原因，是在一個不在場的第三者，也是魯迅的學生，當時也在經營出版事業的某君。北新方麵，滿以為這一次魯迅的提起訴訟，完全係出於這同行第三者的挑撥。而忠厚誠實的林語堂，於席間偶爾提起了這一個人的名字。
魯迅那時，大約也有了一點酒意，一半也疑心語堂在責備這第三者的話，是對魯迅的諷刺；所以臉色變青，從坐位裏站了起來，大聲的說：
“我要聲明！我要聲明！”
他的聲明，大約是聲明並非由這第三者的某君挑撥的。語堂當然也要聲辯他所講的話，並非是對魯迅的諷刺；兩人針鋒相對，形勢真弄得非常的險惡。
在這席間，當然隻有我起來做和事老；一麵按住魯迅坐下，一麵我就拉了語堂和他的夫人，走下了樓。
這事當然是兩方的誤解，後來魯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語堂之間，是有過一次和解的……
川島和鬱達夫兩人的話，是分別說的，意思相同：在宴席上，川島說了他“在杭州所聽到關於北新的消息”，小峰說這是“奸人在造謠，即此次魯迅與北新的糾紛，也是由於張友鬆的挑撥”，林語堂順便說了張友鬆對他的胡說。鬱達夫文中的“某君”，即張友鬆。李小峰和林語堂恰好都跟這人有矛盾，所以都指責這人。張跟李小峰的矛盾，魯迅可能知道一點，張跟林語堂的矛盾，魯迅不會知道。另一方麵，魯迅跟李小峰打官司一事，林語堂“實不知情”。這樣，在川島和李小峰說到張友鬆的時候，林語堂插上來也說張在挑撥，是很自然的；由於林語堂隻是“於席間偶爾提起了一個人的名字”，語焉不詳，魯迅產生了誤會。那麼，林語堂所說張跟他的矛盾，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張友鬆在《魯迅和春潮書局及其他》一文裏已經說出：他和幾個青年朋友合辦春潮書局，為了加大“號召力”，向魯迅、周作人、鬱達夫、林語堂等人約稿，林語堂答應譯一部書，並“預支了一筆版稅”，才開始譯書，“譯了一半，就甩下不管”，由張友鬆自己將書譯完，這是林、張產生矛盾的原因。張友鬆曾說：“此公(指林語堂)是個地道的偽君子、真小人。他曾在北伐時期武漢政府外交部由陳友仁主辦的一個英文報社任職，後來乘汪精衛叛變、武漢政府垮台的機會，卷走了一筆公款。他聽說我傳播了他這樁醜事，就把我恨之入骨，到處說我造謠中傷了他這位‘正人君子’。”據鬱達夫說，當時張友鬆“不在場”，張友鬆的文章說明，他和林語堂確實存在著矛盾，林語堂在席間順便說他(指張友鬆)造謠生事是必然的，所以，川島、鬱達夫說林不是對魯迅的諷刺，是魯迅誤會了林語堂。
林語堂與魯迅的“鬧翻”不僅僅因為南雲樓事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他們兩人在北京時期，麵對的是北洋軍閥統治，有著共同的對敵目標，在廈門時期就已出現不同的看法了，林語堂對語絲派和現代評論派的人都一視同仁，而魯迅對現代評論派的人則耿耿於懷。另外，兩人在性格、氣質、人生觀、文藝觀和思想上都存在著差異，“南雲樓”事件隻是一個導火索，把魯迅與林語堂之間的“相得”結束了，開始了兩人的第一次“疏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