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與魯迅再次“疏離”
1932年，林語堂創辦《論語》雜誌倡導“幽默”，一時幽默成風，以至於1933年被稱作“幽默年”。宋慶齡和蔡元培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林語堂是同盟的宣傳主任，魯迅是委員，這兩人“化幹戈為玉帛”，重新攜手，聯係也多起來。但是否存有表麵的和好？這就難說了。對於魯迅來說，肯定心存芥蒂，這是不言而喻的。對於林語堂提倡的小品文，兩人的看法也存在不小的距離。如魯迅說：“老實說罷，他所提倡的東西，我是常常反對的。先前是對於‘費厄潑賴’，現在呢，就是‘幽默’。我不愛‘幽默’，並且以為這是隻有愛開圓桌會議的國民才鬧得出來的玩意兒。”魯迅認為：“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並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痹，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魯迅主要是站在文學的社會政治功能上來認識小品文的，不能說沒有其合理性；但林語堂是從文學本身的藝術性來倡導，目的是培養人的浩然正氣來肯定小品文的價值，也自有其合理性。其實，小品文的價值，在國家安定時自不必說，即使在戰爭中在國家危亡中也自有其意義，因為人民也需要平正健全的心態。焦慮不安、苦悶彷徨等神經變態正是小品文精神所批評的，它們會使為難的國家處境更糟。林語堂的觀點是：國家危亡的責任在那些官僚們及為昏君吹喇叭的文人，如果把它推給所有的文人們，就好像說女人是國家危亡的禍水一樣的毫無道理。在文學觀念上，林語堂固執己見，繼續做自己的事，有時他還發表自己與魯迅不同的文學觀，提出不僅“玩物不能喪誌”，而且還會“養誌”。他說：“餘嚐謂玩物喪誌，係今世偽道學家襲古昔真道學語。令今人謂遊名山，讀古書，寫小品，便是玩物喪誌。然德人善登名山，法人好讀古書，英人亦長小品，而三國人之誌並未喪，並不勇於私鬥，怯於公憤，如吾同胞。然則國人之誌本薄弱可知，喪之不足惜，不喪亦不能為也。”
林語堂與魯迅的再次“疏離”，直接的導火索是關於翻譯問題。魯迅對於林語堂提倡的“幽默”、“閑適”和“性靈”等，從開始就不滿，他曾建議林語堂去翻譯一些英國文學作品，但林語堂有自己的計劃。林語堂說現在還不想搞翻譯，等老了再來翻譯點西方文學。不料，魯迅以為林語堂在嘲笑他，他疑心林語堂是說他老了，因為魯迅十分重視翻譯工作，在魯迅看來，翻譯是為革命“運輸軍火”，所以，魯迅大為惱火。他在1934年8月13日給曹聚仁的信中說：“語堂是我的老朋友，我應以朋友待之，當《人間世》還未出世，《論語》已很無聊時，曾經竭了我的誠意，寫一封信，勸他放棄這玩意兒，我並不主張他去革命，拚死，隻勸他譯此英國文學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譯本於今有用，在將來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說，這些事等他老了再說。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在語堂看來是暮氣，但我至今還自信良言，要他於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存留，並非要他消滅。他能更急進，那當然很好，但我看是絕不會的，我絕不出難題給別人做。不過另外也無話可說。”與魯迅的想法正好相反，林語堂隻是表達了自己的想法。林太乙在《我心中的父親——林語堂傳》中提到了林語堂的想法：“現在我說四十譯中文，五十譯英文，這是我工作時期的安排，哪有什麼你老了，隻能翻譯的嘲笑意思呢？”因為兩人的想法不同，又造成了誤解。
有一次，《濤聲》主編曹聚仁請客，林語堂和魯迅都在座，席間，林語堂談了他在香港的一件逸事：當時有幾位廣東人在興奮地旁若無人地講廣東話，說得非常起勁。林語堂說：“我就插進去，同他們講英語，這可把他們嚇住了……”沒想到魯迅不明白林語堂的用意，竟然放下筷子，站起來責問林語堂：“你是什麼東西！你想借外國話來壓我們自己的同胞嗎？”結果，林語堂大吃一驚，不知說什麼好。
從1934年8月29日以後，林語堂與魯迅的關係進入了第二次“疏離”階段。從此，林語堂的名字從魯迅日記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