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研究述評
本書以現代留日作家的創作為中心進行論述，所涉及的留學生形象主要是留日學生形象。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是因為自近代以來，日本和中國的關係不同於其他西方列強與中國的關係。在曆史上，日本曾經不斷派遣留學生來中國學習先進文化，但因為封建主義的腐朽統治，自近現代以來，中國相對落後了，日本卻因為“明治維新”成功地超越了中國，於是大批學子負笈東洋。這樣，導致了師生關係的顛倒，往昔傲慢的老師今日變成了謙卑的學生，在自尊心和尊嚴感上受到了沉重打擊。另外，中日之間是“一衣帶水”的鄰邦，而“一衣帶水”不僅僅是個地理概念，同時也是一個文化概念，後者是作為前者的引申物而出現的，具體表現為文化形態上的相似性和相關性。坦誠地說，日本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形態和性質有著重要影響，一些負笈東洋的中國學子受到日本文學的哺育而成為了中國文壇上的驕子。郭沫若就曾經說過：
中國文壇大半是日本留學生建築成的。
創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學生，語絲派的也是一樣。
此外有些從歐美回來的彗星和國內奮起的新人，他們的努力和他們的建樹，總還沒有前兩派的勢力浩大，而且多是受了前兩派的影響。
就因為這樣，中國的新文藝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禮的。而日本文壇的毒害也就盡量的流到中國來了。
更為重要的是，近現代曆史上的中日之間，由於現代化程度的差異、地理距離的接近以及國家利益的衝突，這三種因素互相影響和發酵，使兩國之間的關係向更為複雜的態勢延伸，並於1937年7月最終導致了兩國之間的全麵戰爭。這種國家關係的複雜性，在中國現代文學留日學生的形象塑造上也有鮮明的體現，因為留學生形象不僅是文化的載體，同時也是作家心理的載體和意識形態的載體，從留學生形象中，可以看出作家個人感情、文化觀念、民族意識和國家立場等諸多層麵。對於留學生形象的分析，可以管中窺豹，以小見大，覺察出兩國關係的互動和民族情感的變化。
因為留學生形象多為有過留學經曆的作家所創作，他們不但親炙了域外風土人情和思想文化，更主要的是自己作為留學生的一員，從國內到域外，經曆了“移位”的生活，獲得了一種獨特的生存體驗。在現代中國人留學日本的四十多年中（1896—1937年，1937年因為“盧溝橋事變”，中日全麵戰爭爆發，留日活動自然終止了），由於個人的境況和遭遇不同，不同曆史時期兩國關係不同，因而現代作家筆下所塑造的留學生形象也不盡相同。這些形象許多有著作者的“自敘傳”色彩，在凸顯留學生形象所蘊含的異國情調的同時，也有揮之不去的民族情結，而這種民族情結，恰恰就是作者民族立場的反映和顯現。實藤惠秀就曾經說過：“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一方麵是中國的文化史，另一方麵又是近代中國的政治史”；“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的內涵變得異常豐富，並非僅僅記敘為學業而留學的留學史。”
文學反映生活，回應著社會狀貌和曆史語境的實際狀態，但是“批評家並不想把曆史簡化為文本，而是強調文本作為一種社會事實（與其他社會事實一樣），可以為了政治的或意識形態的目的而加以運用”。現代留日作家創作的留學生形象，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折射了在當時國際秩序下中國的國際地位和作為中國人的國際地位，並含蓄地表明了中國作家對這一問題的民族立場。根據留日學生形象特征和類型的不同，大致可以劃分為：（1）平江不肖生筆下的嫖客和英雄形象；（2）魯迅筆下的“假洋鬼子”形象；（3）創造社作家筆下的“弱國子民”形象；（4）創造社“另類”作家陶晶孫筆下“東瀛女兒國”中的“中國白馬王子”形象；（5）由於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日益膨脹，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侵占了中國東三省，崔萬秋對這一時期的留日學生形象進行了書寫，在他的筆下，中國留學生形象又分化為“救亡英雄”和“投敵漢奸”兩類。需要說明的是，從時間上看，魯迅留學日本在前（1902年），平江不肖生留學日本在後（1907年），但是因為平江不肖生刻畫留學生形象在前，而魯迅則在“新文化運動”之後才寫現代白話小說，刻畫留學生形象在後，所以這種編排和設計既顧及到了形象的性質狀態，也顧及到了形象的曆時性嬗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