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雨——我認識中的王安憶(1 / 3)

永遠的雨——我認識中的王安憶

陳世旭

1980年4月的一天,我帶著一個未見過世麵的外省鄉鎮人的膽怯和拘謹,走進北京人民大會堂,來領第二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確有一種做夢的感覺。這是我第二次到北京來,第一次是在1967年深冬。我所在的農場兩派鬥得厲害。我因為是逍遙派,有了中立的色彩,就被派出來外調。路過北京,沒有足夠的錢住旅舍,就在不供暖的北京車站的水泥地上睡了一晚上,身子下麵隻墊了一張報紙。早上醒來,腳背像發酵的麵團似的凍出了鞋口。那時候,怎麼也不會想到十幾年後會像現在這樣再來北京。

我沒有所謂踩著“紅地毯”的誌滿意得,更多的倒是疑懼惶恐。建築物空曠如蒼宮。我盡力保持鎮定,找到自己的座位呆呆地坐下。身邊有一個人忽然微微傾過身體,輕輕地問我:“你從江西來?”我“嗯”了一聲,瞥見了桌上她的名字:茹誌鵑。立刻一陣從頭到腳的緊張。我是在中學課本上讀到這個名字的,那麼神聖!但茹誌鵑的樣子,卻是在任何地方都能見到的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中年婦女的樣子。她馬上就談到她的一個愛好文學的女兒:“你們要上文講所的,是嗎?我女兒也去,她叫王安憶。”

因為慌張,我不能確信我當時聽清了或是記住了這個名字。

見到王安憶,是大約一個月後的事情。

50年代初期,中國作協為培養寫作人,開辦了文學講習所,據說負責人是丁玲。辦了幾期,出來了“丁陳反黨集團”。丁玲倒了黴,文講所也完了。“文革”結束,許多人呼籲恢複文講所,以免文壇青黃不接。這呼籲得到了肯定。許多當時的文壇新星由此從四麵八方聚到了一起。其中大多數人在讀者中已經有了相當的知名度。也有幾個像我這樣剛發了一個或兩個短篇的人。其中我想應該有王安憶。她填的個人表格裏,發表作品一欄隻填了一篇《誰是未來的中隊長》,兒童文學。她自己也是做兒童文學編輯的。散步的時候,我偶然聽到議論,王安憶是受了照顧的,因為她是茹誌鵑的女兒,而且巴金也為她說了話,似乎有一點不入流的意思。這倒使我有了同病相憐的感覺。我當時隻是很艱難地發了一個短篇,就這樣躋到了一群聲名顯赫的人中間。心虛得很,像是混進來的。分了組,又分座位的時候,我走到王安憶早已端坐的那張桌子邊,在她旁邊的空位上坐下來。她選的那個位置很靠前(第二排),顯見是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我選擇跟她同位,主要是因為那可以使我多一些自信。

我向來刻板,又大約有些潔癖,走到什麼地方都希望那裏整整齊齊,一塵不染。這是我缺少靈氣的一個突出證明,但這也許給了王安憶一個好的印象。以致淡化了因為生疏和性別差異難免形成的隔膜。這使我們上課的時候很輕鬆。

盡管已經虛弱得可以,但在骨子裏,我卻是個有賣弄的劣根性的人。又沒有什麼可以賣弄,便弄些老掉牙的古詩詞去擾亂王安憶的聽課。因為懶,我自己是從不做日記、筆記的。而王安憶的筆記卻記得很仔細,使我想起略薩的小說裏的一句話:恨不得把教師的噴嚏也記下來。這更使我覺得自己有資格做她的教師。我常在老師講課的時候告訴她這一段那一段“值得記”,目的隻在否定她什麼都記的認真勁兒,同時表現自己的高她一籌。但詩詞我卻背她不過。她曉得的比我多得多,且都滾瓜爛熟。我卻是捉襟見肘的,便改了教她寫字。我覺得她寫的字不如我,這是可以肯定的。

王安憶很快就讓我知道,字寫得怎樣,跟一個作家是否成功,完全沒有關係。

開學不久,省裏開文代會,我回了一趟家。在單位的資料室,我讀到王安憶的《雨,沙沙沙》。讀完之後,我實實在在地呆了。事隔了將近廿年,今天回憶起來,仍像是昨天讀的:一個女孩,在下雨的深夜,錯過了末班車,正躊躇著,有一把雨傘無聲地移來,然後在橙色的路燈照耀的雨中被護送回家,然後那個人和那把傘又無聲地走了。那麼悠長的溫暖和惆悵。我這才發現,我在對王安憶的認識上,犯了一個怎樣的錯誤。王安憶早已達到和將要達到的高度,是我永遠不可企及的。我的淺薄和輕率,使我顯得怎樣的可笑(好幾年之後,我在江西一個邊遠小城的書攤上,讀到王安憶在寫我的文章中有關文講所種種的文字,臉也不由得騰地燒得厲害。仿佛是一樁私下的醜行被公開檢舉出來。在王安憶,自然是滿懷善意的。而在我,卻是羞愧有加、無地自容)。

回文講所,一見到王安憶,我就說了讀《雨,沙沙沙》的心得。說完頭兩句,我馬上就意識到我的口氣仍沒有改過來——我的話聽起像是居高臨下的賞識。趕緊又明白無誤地說:這樣的小說我寫不出來。這樣說話有些唐突,不自然。但王安憶則平淡地笑笑。

王安憶的性格中最可貴的就是不做作——這本來是許多女性、尤其是成功女性竭力想擺脫卻怎麼也擺脫不掉的天性。她已經洞察了我的窘迫,相信我說的是實話。但是我現有的認識對她而言是遠不充分的。《雨,沙沙沙》僅僅是顯露了她的才華一點點端倪,那隻是冰山一角而已。

這件事給了我極其深刻的教訓。從此我真正明白什麼叫作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真正明白一個人任何時候都不可以自以為是,不可以成為一個怎樣了不得的人物,也至少不要成為一個小醜。

但同時我忽然覺得孤單,有了恐慌。很長一段時間,我什麼也寫不出。我開始考慮該不該在這地方混下去。王安憶後來打趣我吃瓜子把靈感吃沒了。而其實我卻是因為沒有靈感才窮極無聊地去嚼那些誰也不要嚼的東西的。

王安憶開始為我擔心。她在文講所資料室看了我新發的一兩個短篇,對我說,你還是該寫《小鎮上的將軍》那樣的;有張報上登了一則關於我的評論,都是好話,她問我:你覺得好嗎?

她是認真的。我一點值得得意的地方都沒有。

所幸的是我的惰性。每遇困厄,我總能找到躲避的地方。妻子寄了剛滿周歲的兒子的照片來。我想,這應該是我無可爭議的一個成功。就向最接近的幾個朋友展示。此後好幾天的散步,我都沉浸在關於兒子的話題裏。兒子出生的時候,外公給他起了個單名“煬”,就是火很旺。外公是讀書人,起名字總歸有講究的,我沒有異議。而且,“煬”是隋煬帝的“煬”,此人是風流天子,我也希望兒子能有快樂的一生。而我母親卻不放心,悄悄地去找了算命先生。然後又趕緊寫了信到我住的小鎮來,說兒子命中缺水,火旺了更不得了。我爺親又接著來信,說他想了個名,叫“洛川”,就是洛水,暗喻了鯉魚跳龍門在裏麵。同時也就把火旺改成了水旺。且陳氏的祖脈也在河南。但我嫌那傳說太俗氣,便留了“川”字。“川”者,三水並行,還不大嗎?就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