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匠人
王安憶
近年來，寫作變得日常化起來。不像往年，猛寫一陣，再猛歇一陣。而是天長時久，天天都寫。猛寫一陣是寫不動了，自己覺得每日的能量都有限，汲取完了，再硬要汲取，上來的便隻有泥沙。到了第二日，淘幹的井裏，就又湧出了新水，又夠寫一段的。猛歇一陣呢，也不行了，覺得這一陣無聊，空虛，無所事事，還是想寫。再講，因不能猛寫一陣，時間上也不夠猛歇的了。所以，就隻得將猛寫和猛歇平均分配於日複一日。
這樣的有節律的寫作，就必是在一種冷靜和清醒的狀態底下，著意的是具體的東西，相當技術化。其實，等到落筆的時候，抽象的東西已經奠定好了，餘下的統是具體的工作。比如，如何刻畫人物的臉，這是比較困難的工作。漢語比較虛、含蓄和含糊，用來寫實，很難找到貼切的字詞，而我又以為人的臉特別需要具象地表現。臉是一種神奇的天物，當我要寫一個人的時候，他的臉一定不是虛構的，而是實有其臉，我從現實中找到一張臉送給我的人物。假如不是親眼看見過這張臉，我真的無法設想它的微妙之處。它提供的內容是那麼豐富，有一種可以自己滋生與繁殖含義的機能。同時，正因為親眼看見，才感到描寫它的極大困難。就算我自以為已經描繪對頭了，別人也不一定就能夠如我一樣看見。文字實在是太抽象的物質，而且粗疏得很，許多細微的東西都從它的網眼中遺漏下來。我又不願意使用過於艱澀的冷字，那就更抽象了。日常的熟字在頻繁的通用中又有了約定俗成的意思，有了陳規，也有問題。但我還是情願用熟字，熟字的含義單純些，於是也確定些，用它描畫具象的事物也略微準確一些。有了一張生動的臉，人自然就有了音容笑貌，舉止也生出來了。還有口音，也是重要的。口音是有性格的，而且很鮮明。同是蘇北話裏，鹽城話就比較“質”；而揚州話，則是嫵媚和俏皮的，帶些女腔。北京話和上海話都俗，帶習氣，前者是官俗，後者是民俗，不同。四川話和寧波話都是爽利風趣，腔也不同，前者曲折婉轉，後者粗放硬梗。要用文字寫出這些鄉音無計可施，許多音和韻都無字以代。可它們又很重要，說這樣的腔和那樣的腔，天壤之別。文字的讀音又是一個限製。寫作，就是在挖掘文字的能源，點點滴滴，角角落落。情節的發展需要小心翼翼地對待，稍不留神，就偏了。開始時還不難，因大致的方向還看得清，心中有數。最容易出差池的，是走到中途，此時最難了解全局，有些人在事中的意思。再堅持一會兒，走出來，局勢又漸漸明朗了。人物的登場一定要慎重，人要少一些，人人都需價有所值。人物的關係也是，盡力要單純，但資源要雄厚。尤其是有名有姓的人物，更要精簡。盡可能少有人名，人名又是一樁虛物，特別容易“有名無實”。萬不得已需要起名，也要好好地起，要起那種“大路”的名字，千萬不要文藝腔，像是筆名或者藝名的那種。所以最好是真實的名字，真實的名字是真好，經過了使用，就蓄積了曆史。尤其是那些勞動人民，他們起的名字，最率真地表達出他們的生活願望，以及對漢字的樸素理解。這種名字有文藝家想不到的好處，它是活的，已經生活過一段了。這在某種程度上會影響情節。再說情節，最好的情形，是將情節逼到狹路上去，隻有一線寬的縫隙，看你怎麼擠過去。情節就得沿了一條狹路前進。但這個“狹路”不是指“獨辟蹊徑”的“蹊徑”，不是旁門別道出來的，而是從“大路貨”的，“大路”上走出來的。有時候，寫，寫，寫，不知不覺地寫流暢了，這其實不好，我稱之為寫“瀉”了，肯定走偏了，再回頭重寫。最不能是這樣也可以，那樣也可以，肯定不對，是最差的狀態。事實上，隻有一種可能性。這有些像黑夜裏走路，摸摸索索的。許多細節都會影響你的判斷，最可能的是材料。所擁有的材料往往富有魅力，蠱惑著你。但這些具體的、現成的材料因為太具個性，便很難成為發展的邏輯中的一環，它們比較孤立。所以就要學會忍痛割愛。一些好的詞句也會削弱判斷力。別看它們隻是一些詞句，卻會顛覆整個結構。它們有些像蛀蟲，有腐蝕性，在不經意中撥動了方向。人物的性格是要緊緊盯著的，不可有半點疏忽，甚至可做些機械的操練。假設在這樣的情形下，他們會怎麼做；在那樣的情形下，他們又會怎麼做。還可以用排除法，他們不會這樣，也不會那樣，於是，餘下來的那種，就非他們莫屬。這是最根本決定情節方位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