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上去那麼沉穩平和——關於王安憶的一點印象
何鎮邦
我認同不少熟悉王安憶的朋友一種看法：安憶在創作上頗“不老實”。無論是《小鮑莊》，還是《三戀》，都看得出她在藝術上東奔西突的探索狀態，而像《三戀》之屬，在人性的開掘上還頗放得開;而她平時言談舉止，卻相當沉穩平和，不露鋒芒，不像當下有些當紅的女作家那樣虛榮，那麼愛出風頭，她老實得有時都有點木訥了。這可以說是王安憶為文與為人的一點不統一之處，也可以說是王安憶的一個特點。
我之讀王安憶的作品，大概是從她80年代初發在《北京文學》上的短篇小說《雨，沙沙沙》開始，以後凡是能讀到的她的作品，無論是短篇、中篇，還是幾部長篇小說，甚至於她在我的母校複旦大學講台上縱論小說創作的講稿，我都找來讀過。我多半是作為一個普通的讀者來品味安憶的作品，故關於她的作品的評論，大概隻有前些年應《小說選刊》之約寫的關於她的長篇小說《長恨歌》的一篇導讀性的評論。而就是這麼一篇，通過電話交談，還得知安憶並未看到。
見到王安憶則是遲至80年代中期的事了。她那時在文壇上已經是頗有名氣的青年女作家了，尤其是富有藝術探索性的中篇小說《小鮑莊》的發表，給她帶來頗高的聲譽。我那時還在中國作協創作研究室工作，而安憶的母親茹誌鵑大姐則在上海作協主持工作，於是同她在工作上有些往來。有一次到上海出差，茹大姐請我到她家吃飯，王安憶正在家裏，還有她弟弟王安桅，她父親王嘯平。在飯後聊天中得知，王嘯平祖籍福建省同安縣(現已劃歸廈門市管轄)，其父輩到新加坡謀生，他是抗戰時期從海外回來參加新四軍從事文藝工作的，寫過劇本，也寫過小說。這麼說來，我和王嘯平還算是閩南的小同鄉了，同安憶也可以算是同鄉了。這麼一敘，就親近了一點。記得那天王安憶在家裏就像個規規矩矩的中學生，我同茹大姐、王嘯平老兄交談中，她從不插嘴，顯得家教頗嚴。而當我向主人告別返回住所時，茹大姐就吩咐說：“嘯平，送送你何老鄉去！”於是王嘯平送我到弄堂口打的，好像安憶也陪同她父親一起送了出來。
過了年，我到魯迅文學院工作。由於當時魯迅文學院圖書館藏書不多，購書的經費很有限，我同管理圖書館的同誌共同出了個主意，發信向魯迅文學院(包括它的前身文講所)的校友征集他們的作品，設專櫃陳列保存，並供學員借閱。記得給王安憶的征集信還是通過我發去的，我還加了一封短簡請她予以支持。這個舉措雖然得到魯院(包括文講所)校友們的響應，但是真正把作品寄來的卻不多。可王安憶卻是例外，她收到信後，很快把她的作品寄了一套來，並附來熱情洋溢的信。這很使我和魯院圖書館的管理員感動。安憶1980年文講所恢複後參加第五期的講習班，文講所(魯院)可以說是她文學道路的一個起點，她對母校是懷有深厚的感情的。而從送書這件小事上也可以看出安憶的為人。記得我們當時把王安憶的贈書同別的校友寄來的作品鄭重地陳列在一個專櫃裏，未知迄今是否仍安然無恙？
同安憶有較深入的接觸和交談機會是1989年春夏之交時，大概是那年5月底，王安憶帶著出遠門的行囊住到和魯院同在一座樓裏的中國作協八裏莊招待所，說是準備到新加坡去探親。那時北京的氣氛已相當緊張，但我們在招待所她住的房間仍然聊文學，聊上海文壇和她家裏的各種情況。過了幾天，人所共知的事情發生了，首都機場暫時關閉，王安憶走不成了，也一時回不了上海，索性就住了下來。大概有一個星期的樣子，我們在八裏莊那個小院子裏和招待所裏，有了較為深入的交談，當然，參加我們聊天的還有魯院的一些學生和住在招待所裏的別的朋友。這時候，安憶顯然是去掉了在她父母跟前的那種拘謹，談得很自如，也顯得頗為快活。
打那以後，十年之間就一直再沒有機會見到安憶，隻能在她的作品中和有關她零星的信息中了解她的近況。去年茹誌鵑大姐病故時，我由於得到消息較晚，也沒有發個唁函什麼的表示哀悼，後來在一次電話中提及此事並致歉意時，安憶平淡地說，她母親近幾年來身體一直衰弱，她和她的兄弟姊妹們是有思想準備的。這麼一說，想勸她節哀的話也就沒有說，隻能請她向她父親轉達我的問候。而當我在電話中表示對她的《長恨歌》的好感和較高評價時，她也表現得很平靜，她說她的作品總是難以走俏並評上什麼獎的。這就是我認識的王安憶，一位在文壇上辛勤耕耘不問收獲，不追名逐利的文學“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