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覺安憶
陸星兒
時而，我會隱隱地意識到一種使命：有一天，我總得寫一寫安憶，畢竟深深淺淺地交往十多年，又在一個城市生活，在一個單位工作。但是，一想到寫安憶，不知為什麼，我的心情會感到一絲奇怪的沉重，仿佛這自覺的使命，推卸不了，卻也完成不好。但有一點我明白，這“奇怪的沉重”來自安憶的心。安憶的心有多敏感？安憶的心有多細致？安憶的心有多深的思考、多大的包容、多痛的記憶？還有，安憶的心有多麼明了的直覺、多少鮮為人知的掩藏？
安憶的心，使安憶的小說變化無窮。
所以，寫安憶，是個困難的差使，因為無法概括，就像讀她的小說，你很難用三言兩語說明意思。我想，讀安憶，也隻能感覺。
開始整理對安憶的“感覺”。
我相信，安憶不會給任何人完整的感覺，不是她不願意給。最記得，她丈夫李章曾透露說，有一夜，他為安憶看小說清樣《叔叔的故事》，讀著讀著，他微微地驚異，這個正甜甜地睡在他身邊，像長不大的小女孩總愛使點小性子的她，竟有這樣深刻的思考，字裏行間凝聚著如此厚重的曆史感？他喜歡攝影，常常給安憶拍照，但在這樣一個夜深人靜的瞬間，我想象，他像打開了調不準焦距的相機，她在他的視線裏是模糊的。
真的，極少碰到像安憶這樣的朋友，讓你不斷“驚異”，和她交往，無論站在遠處，近處，她都耐人琢磨。最初和安憶接觸，感覺中，那個聰慧、文雅、纖細，與人與世有點格格不入的安憶和安憶的小說，《雨，沙沙沙》、《小院瑣記》還比較吻合。漸漸地，她的小說多起來，一部接一部，而且，小說的題材和風格一部不同一部，好像在變戲法，讓人目不暇接，我暗暗詫異：“安憶的生活積累到底有多大蘊量？”翻翻她的經曆，似乎沒有傳奇，也沒有遭遇滅頂的大災大難，見她去農村轉兩天，寫出《小鮑莊》;在白茅林勞改農場采訪三天，寫了《米尼》。“王安憶還有什麼可寫的？”不少人也都在揣度。安憶幹脆哪兒也不去了，潛心地寫，寫《崗上的世紀》，寫《三戀》，寫《烏托邦記》，寫《叔叔的故事》，寫《姊妹們》，寫《我愛比爾》，而穿插著中短篇小說的寫作，她還寫大部頭的長篇：《69屆初中生》、《逝水流年》、《紀實與虛構》、《長恨歌》等等，簡直像一口不斷噴湧的井，顯示著澎湃的創造力。可是，電話裏聽安憶的聲音，依然是小女孩一樣的細柔，見到安憶，她依然那樣嫻靜、恬淡、謹慎。涉及敏感的話題，她依然羞澀、回避，而通話或見麵，她關心的還是一些朋友的近況，她交談比較多的，還是日常的、家務的瑣事，似乎也很平實。但安憶的“平實”，像一隻有“餡兒”的饃饃，明明有飽滿的“餡兒”，卻沒做成打褶的、一眼能辨別的包子。她心裏的“餡兒”，究竟是甜是鹹是酸是辣？安憶大概隻在寫作的時候，才會從“饃饃”光滑的表麵滲透出“餡兒”的滋味，或甜或鹹或酸或辣，你還是吃不準這“饃饃”的心裏到底包裹著怎樣的一種“餡兒”？所以，讀她的文章，讀她的小說，總有一種隱隱的、期待的心情：對安憶是否又有新發現？
這種“不斷發現安憶”的心情，有這樣幾次，印象較深，一次是1989年。80年代末，我寫了一係列女人的故事，編成一部小說集，名為《天生是個女人》，請安憶寫序。那是最茫然的一段日子，我的這些故事，大都反映了中國女性在開始變革的社會生活中逐漸蘇醒，並蒙矓地希望“換一種活法”的故事。小說集所容納的故事雖林林總總，可我對我小說裏這些女主角的認識也隻是茫然、蒙矓。安憶的序，在分析了我的故事和人物後，一語道破地指出：“看來，這些‘新女性’，無論換多少種活法，結果都是在一個固定的樊籬之中，這個樊籬就是男人。接下來的問題是，她們能不能衝出這個樊籬，或者說，這個樊籬是不是她們想衝出去就可衝得出的。這是一個人類的命題，也是一個人性的困境，這困境是在人性的深處，可說是核心的地位。陸星兒走過許多路，終於到了這一個困境，我希望她不要因為害怕困難而回頭，或者繞道而行。”安憶提出女性的這些問題，是“人性的困境”，她把問題一下點到最要害的“穴位”，說到了骨子裏，並誠懇又深刻地向我指出繼續前進一步的困難所在。在80年代末，受“思想解放運動”浪潮的衝擊，剛得到啟蒙的我，是寫不出“人性的困境”的，這對於我確實是個難題。然而，讀到安憶的《三戀》，看她演繹愛情故事，赤裸裸地麵對著“人性的困境”，人物和故事都驚心動魄。我從安憶給我寫的那篇序裏，發現了她的《三戀》為什麼在當時會引起震動的原因。